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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企业以股东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多年来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发展，但随之产生的各类社会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企业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教育的发展，公众逐渐提升了需求层次和觉悟，不仅重视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以及自我发展，而且越来越关注社会公平和正义、环境问题等;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传统的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降低价格等手段发挥的作用有限，企业必须寻找新的提高竞争力的途径，而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提高企业知名度，增加声誉资本，改善竞争环境，有助于企业形成综合竞争优势。基于以上原因，企业逐渐改变传统的经营理念，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受到关注。
慈善捐赠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形式，是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可以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失灵”。随着社会发展和民众各方面意识的增强，慈善捐赠事业的发展日渐成为社会焦点。2007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的慈善捐赠与免税待遇结合在一起，规定将免税额度提高到12％(此前是3％)。2008年汶川地震后，民营企业日照钢铁捐款1亿元，王老吉集团捐款1亿元，而地产大亨万科集团却只捐献200万元，被广大民众和媒体谴责，无奈之下董事长王石紧急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最后出资1亿元参与灾后重建工作，王石公开道歉，舆论至此平息。可以看出，公众很看重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而2008年也被看作是我国企业慈善捐赠元年，此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慈善捐赠事业。
针对企业捐赠，国内外已有许多研究，主要包括企业捐赠的动机、影响因素以及后果等。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对于企业的各项决策包括慈善捐赠有重要影响。针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已有较多研究是针对企业自身特征、财务状况、董事会结构特征、行业地理特征，而关于董事会成员特征尤其是性别差异导致的捐赠行为的不同，却鲜有成果。
由于“玻璃天花板”的影响，女性在职业发展中常常遭受歧视，女性董事的比例非常低;但与此同时优秀的职场女性却越来越多。由于性别差异导致的语言、社交、思维等的不同会给企业带来新活力，注入新鲜血液，女性董事对企业的治理结构、财务绩效均有积极影响。而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方面，相比于男性，女性高管有更加强烈的监督动机和社会责任导向(Ibrahim等，1994)，价值观与男性也有差异，这些特征会对捐赠决策起到重要影响。因此，本文选取了这个研究角度。在回顾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选取我国2009-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女性董事能否促进企业捐赠，之后更进一步分别以女性董事的个人特征为自变量，明晰究竟是哪些特征真正对企业慈善捐赠产生影响，最后考察地区市场化程度和企业性质的影响，看看在政府干预程度不同以及企业性质不同的情况下这一影响的差异性。
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1)在企业捐赠方面，我国近几年的企业捐赠水平整体较高，5年平均的参与慈善捐赠的企业比例为87.5％，捐赠额与营业收入的比值为0.5062‰;在女性董事方面，其比例是逐年缓慢递增的趋势，说明女性正在逐步得到社会认可，但直到2013年我国仍有26.68％的企业董事会中没有女性，且女性董事的比例平均才12％,“玻璃天花板”现象仍比较严重，董事会仍是男性主导。(2)相比于男性，女性在道德及职业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影响了其对慈善捐赠的态度，实证表明女性董事的有无、比例和数量与捐赠水平正相关，女性董事的存在能促进企业捐赠水平，且比例和数量越高，捐赠水平越高。这说明女性董事确实能影响企业的决策。(3)女性董事的个人特征即年龄、学历和任职时间与捐赠水平的关系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捐赠决策受到多方面影响，且影响一个人价值观和慈善理念的因素有很多，如宗教信仰、种族、人生经历、性格等，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年龄、教育水平、任期对捐赠的影响很小，今后可采用女性董事的多方面特征考察其对捐赠的影响，找出其影响机制。(3)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捐赠水平越低;国有企业的捐赠水平低于非国有企业。市场化水平和企业性质不同的情况下，女性董事对企业捐赠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具体来说，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以及企业性质为国有时，女性董事对捐赠的影响程度越弱，即这两个变量削弱了女性董事对捐赠的影响。
在我国这个特殊的制度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国家，伴随着优秀职业女性在商界的崛起，研究女性进入董事会发挥的作用意义重大，希望本文的研究能为我国消除性别歧视，女性董事参与公司决策、充分发挥作用提供借鉴和参考。此外，慈善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是社会第三次分配的表现形式之一，通过对企业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能够为企业理性地进行捐赠行为提供些许有益参考，帮助政府和公众更好的了解企业捐赠行为，并有助于慈善机构有针对性的挑选目标企业，提高募捐的效率，从而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1)本文的数据是根据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数据而手工整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披露可能不规范及不完全，这可能影响研究结论。(2)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受到内外因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了大部分的控制变量，但也不排除遗漏了一些重要变量的可能性，这可能对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有影响。(3)在重大灾害发生时的捐赠行为和一般情况下的捐赠行为是不同的，本文没有考察在这两种情况下捐赠行为的差异。(4)由于捐赠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心理行为，女性董事的性格、价值观等因素会对捐赠决策有很大影响，这些因素是通过怎样的路径来影响捐赠决策？因这些内在驱动因素不容易定量研究，故本文未考虑，今后可以借鉴其他领域的知识，除了本文考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变量，还应关注诸如女性董事的宗教、种族、性格、价值观等，并找到她们影响慈善捐赠的中介变量，从多方面研究女性对于慈善捐赠的影响机制，完善这个影响的因果链，打开“黑箱”。
慈善捐赠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形式，是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可以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失灵”。随着社会发展和民众各方面意识的增强，慈善捐赠事业的发展日渐成为社会焦点。2007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的慈善捐赠与免税待遇结合在一起，规定将免税额度提高到12％(此前是3％)。2008年汶川地震后，民营企业日照钢铁捐款1亿元，王老吉集团捐款1亿元，而地产大亨万科集团却只捐献200万元，被广大民众和媒体谴责，无奈之下董事长王石紧急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最后出资1亿元参与灾后重建工作，王石公开道歉，舆论至此平息。可以看出，公众很看重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而2008年也被看作是我国企业慈善捐赠元年，此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慈善捐赠事业。
针对企业捐赠，国内外已有许多研究，主要包括企业捐赠的动机、影响因素以及后果等。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对于企业的各项决策包括慈善捐赠有重要影响。针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已有较多研究是针对企业自身特征、财务状况、董事会结构特征、行业地理特征，而关于董事会成员特征尤其是性别差异导致的捐赠行为的不同，却鲜有成果。
由于“玻璃天花板”的影响，女性在职业发展中常常遭受歧视，女性董事的比例非常低;但与此同时优秀的职场女性却越来越多。由于性别差异导致的语言、社交、思维等的不同会给企业带来新活力，注入新鲜血液，女性董事对企业的治理结构、财务绩效均有积极影响。而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方面，相比于男性，女性高管有更加强烈的监督动机和社会责任导向(Ibrahim等，1994)，价值观与男性也有差异，这些特征会对捐赠决策起到重要影响。因此，本文选取了这个研究角度。在回顾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选取我国2009-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女性董事能否促进企业捐赠，之后更进一步分别以女性董事的个人特征为自变量，明晰究竟是哪些特征真正对企业慈善捐赠产生影响，最后考察地区市场化程度和企业性质的影响，看看在政府干预程度不同以及企业性质不同的情况下这一影响的差异性。
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1)在企业捐赠方面，我国近几年的企业捐赠水平整体较高，5年平均的参与慈善捐赠的企业比例为87.5％，捐赠额与营业收入的比值为0.5062‰;在女性董事方面，其比例是逐年缓慢递增的趋势，说明女性正在逐步得到社会认可，但直到2013年我国仍有26.68％的企业董事会中没有女性，且女性董事的比例平均才12％,“玻璃天花板”现象仍比较严重，董事会仍是男性主导。(2)相比于男性，女性在道德及职业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影响了其对慈善捐赠的态度，实证表明女性董事的有无、比例和数量与捐赠水平正相关，女性董事的存在能促进企业捐赠水平，且比例和数量越高，捐赠水平越高。这说明女性董事确实能影响企业的决策。(3)女性董事的个人特征即年龄、学历和任职时间与捐赠水平的关系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捐赠决策受到多方面影响，且影响一个人价值观和慈善理念的因素有很多，如宗教信仰、种族、人生经历、性格等，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年龄、教育水平、任期对捐赠的影响很小，今后可采用女性董事的多方面特征考察其对捐赠的影响，找出其影响机制。(3)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捐赠水平越低;国有企业的捐赠水平低于非国有企业。市场化水平和企业性质不同的情况下，女性董事对企业捐赠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具体来说，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以及企业性质为国有时，女性董事对捐赠的影响程度越弱，即这两个变量削弱了女性董事对捐赠的影响。
在我国这个特殊的制度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国家，伴随着优秀职业女性在商界的崛起，研究女性进入董事会发挥的作用意义重大，希望本文的研究能为我国消除性别歧视，女性董事参与公司决策、充分发挥作用提供借鉴和参考。此外，慈善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是社会第三次分配的表现形式之一，通过对企业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能够为企业理性地进行捐赠行为提供些许有益参考，帮助政府和公众更好的了解企业捐赠行为，并有助于慈善机构有针对性的挑选目标企业，提高募捐的效率，从而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1)本文的数据是根据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数据而手工整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披露可能不规范及不完全，这可能影响研究结论。(2)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受到内外因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了大部分的控制变量，但也不排除遗漏了一些重要变量的可能性，这可能对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有影响。(3)在重大灾害发生时的捐赠行为和一般情况下的捐赠行为是不同的，本文没有考察在这两种情况下捐赠行为的差异。(4)由于捐赠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心理行为，女性董事的性格、价值观等因素会对捐赠决策有很大影响，这些因素是通过怎样的路径来影响捐赠决策？因这些内在驱动因素不容易定量研究，故本文未考虑，今后可以借鉴其他领域的知识，除了本文考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变量，还应关注诸如女性董事的宗教、种族、性格、价值观等，并找到她们影响慈善捐赠的中介变量，从多方面研究女性对于慈善捐赠的影响机制，完善这个影响的因果链，打开“黑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