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实体经济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支柱和强大动力,保持实体经济持续增长是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然而,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实体经济的回报率低、周期长,而金融行业的利润率高、周期短,这使得大量资本流入金融部门,造成金融虚假繁荣、经济泡沫化严重的现象。
数字普惠金融是指一切采用数字技术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其在互联网技术的基础上与金融相结合,产生了诸多创新的金融业态。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金融本身的衍进与发展,进而对实体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理论上,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企业产出水平、提高个人生产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稳定经济环境四个渠道,能够更好地发挥金融资金融通、资源配置、分散风险的功能,直接或间接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然而实际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壮大没能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而是创造了一个更加高效和隐蔽的资金流转渠道,使得大量资本聚集在金融体系内,通过金融空转、“脱实向虚”、金融错配三种形式,大量集聚金融风险,这不仅不利于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也会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埋下隐患。研究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可以了解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以及处于不同金融水平下的各地区可以采取怎样的措施,促使数字普惠金融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本研究以2011-2018年31个省市8年的面板数据作为基础,在界定数字普惠金融概念与模式、厘清数字普惠金融衍进过程和发展现状之后,从金融发展理论和普惠金融理论两个角度考察数字普惠金融理论基础,进而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并且在实证部分采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之下,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具体表现为金融发展水平低于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有促进作用,当金融发展水平高于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依旧是促进作用,但是促进作用明显减弱。在此基础上,将我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分别测度门槛效应,结果发现东部存在单门槛效应,当金融发展水平低于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影响不显著,高于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有促进作用。中部存在单门槛效应,金融发展水平低于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是抑制作用,高于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是促进作用。西部不存在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最后,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三大政策建议,分别是应当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数字普惠金融范围以及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促使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都能更好地发挥资金融通、资源配置、分散风险作用,切实促进实体经济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是指一切采用数字技术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其在互联网技术的基础上与金融相结合,产生了诸多创新的金融业态。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金融本身的衍进与发展,进而对实体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理论上,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企业产出水平、提高个人生产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稳定经济环境四个渠道,能够更好地发挥金融资金融通、资源配置、分散风险的功能,直接或间接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然而实际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壮大没能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而是创造了一个更加高效和隐蔽的资金流转渠道,使得大量资本聚集在金融体系内,通过金融空转、“脱实向虚”、金融错配三种形式,大量集聚金融风险,这不仅不利于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也会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埋下隐患。研究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可以了解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以及处于不同金融水平下的各地区可以采取怎样的措施,促使数字普惠金融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本研究以2011-2018年31个省市8年的面板数据作为基础,在界定数字普惠金融概念与模式、厘清数字普惠金融衍进过程和发展现状之后,从金融发展理论和普惠金融理论两个角度考察数字普惠金融理论基础,进而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并且在实证部分采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之下,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具体表现为金融发展水平低于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有促进作用,当金融发展水平高于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依旧是促进作用,但是促进作用明显减弱。在此基础上,将我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分别测度门槛效应,结果发现东部存在单门槛效应,当金融发展水平低于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影响不显著,高于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有促进作用。中部存在单门槛效应,金融发展水平低于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是抑制作用,高于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是促进作用。西部不存在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最后,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三大政策建议,分别是应当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数字普惠金融范围以及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促使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都能更好地发挥资金融通、资源配置、分散风险作用,切实促进实体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