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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制度滨化理论为视界研究诺斯的经济哲学思想。实际上涉及到两种制度演化思想内在本质的比较及融合、中国制度建设中如何利用西方经济理论及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等问题。论文由导论部分、实体部分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导论部分分析了我们时代对制度变迁理论的呼唤，分析和探究诺斯的学术历程，以确立本论题的研究内容与意义。论文主体部分共八章，简述如下：
第一、二章，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分别剖析诺斯制度演化的分析范式与哲学基础。诺斯的制度分析范式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理性选择模型、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分析与产权分析及源自于认知心理学的认知一学习理论的揉合，其方法论的根本特征是从个体视角出发的对制度历史演化的经验、实证分析。方法论的局限使其对“历史”的分析具有不可避免的非历史性和非辩证性。由于诺斯方法来源的多元性，其理论的哲学渊源也是多元的，主要是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思潮氤氲下的产物。诺斯与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是西方演化经济学的一支，演化经济学代表着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方向，演化思维在根本上是以现代西方哲学的精神为其理论发展的哲学视域，在时间观上是以现代时间观为指导。
第三、四章，基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探究诺斯的制度实体及制度演化动力机制的理论，及其对于制度遗传、选择机制分析。诺斯探讨的制度偏重于微观的具体制度安排，制度的生成缘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人类环境中广泛存在的不确定性，人口数量的变化是制度历史变迁的原始动力，现代社会制度安排的边际调整则是企业家生存竞争的结果。制度矩阵的报酬递增与学习效应及人类认知特征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结果带来了制度的遗传机制一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诺斯先后将交易成本的节约与适应性效率作制度选择的标尺，这构成其前后期理论的一个断裂，也是他贯彻其静态、微观分析范式的必然后果。诺斯专注于经验、操作层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拒绝对制度变迁背后深层驱动力量的探讨使他的研究停留表层分析，不能科学解释竞争、人口等因素在制度变迁中的双重作用，削弱了其理论的自洽性与解释力。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将生产力发展与交往形式的矛盾冲突作为制度变迁的根本来源，而现代社会的生成是分工、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资本增殖意志内在扩张的结果。人口与竞争是制度变革的促动因素而非最终动力。马克思分析了宏观态的制度成本，尤其是现代社会为资本扩张“悖论”所付出的巨大代价。马克思主义的制度选择标准是一种效率标准、历史标准与价值、道德标准等多重标准的统一。
第五、六、七章，分析诺斯关于制度演化相关变量的理论。产权、国家、意识形态是诺斯制度变迁分析中的三个重要变量．诺斯对三者的经验、实证层次的微观分析突出了制度变迁相关变量对于提高制度经济效率、节约交易成本、推进制度演化的重要作用。但其对制度整体变量的分析延续了其个体主义的视角，其结果是不能从宏观视角出发辩证地、历史地研究其实现过程，不能揭示相关变量历史上的双重功能与矛盾特征。以诺斯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产权学派是对近代以来的个体主义自然权学说的继承，强调产权的排他性、可交易性、产权界定的清晰性对于提高经济效率的意义，但诺斯片面强调产权对于经济效率提高的意义而忽视了产权发展的结果可能是“权利对权力的掩饰”及产权对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对人权的不平等侵害，专注于产权的界定而忽视了产权的现实动态实现过程．“诺斯悖论”揭示了国家的矛盾特征，但诺斯对国家的理性选择分析和交易成本分析使其对国家起源的分析不可避免地走向“不公平的契约论”．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突出了意识形态得以产生的个人、社会心理基础、意识形态的详尽经济功能及意识形态对制度演化的作用。但诺斯不能科学解释意识形态的历史起源与社会功能上的矛盾特征，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论揭示了意识形态通过物品符号体系的生产而生产的现实生成过程及其反作用机制，从多方面研究了意识形态对社会稳定的正面功能及其在人类实现自身潜能过程中的阻碍作用。
结语部分对全文作出了总结，指出诺斯与马克思在自己所处的不同时代探讨相同的主题，分析了诺斯的理论虽然在其基本理论气质上并非马克思主义，但他所提出的某些观点有助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吸取其当代营养，而其理论中具有操作性的经验层面有助于我国当前现实经济建设具有借签价值。但其理论在思想深度上远逊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应当批判地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