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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的长期实践表明，避孕对生育率的作用最为重要、最为突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避孕作为我国控制人口、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策略，是计划生育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对已婚育龄人群避孕行为的解读与剖析也成为我国人口与社会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本研究以避孕与人工流产作为衡量生殖健康的两个重要指标，通过对中国已婚育龄人群1960～2004年间避孕行为的定量分析与社会学理论视角的解读，从整体上考察了中国已婚育龄人群的避孕模式、水平、趋势与影响因素等，比较了知情选择开展前后的效果和作用，进一步揭示了中国近四十年来整体避孕历程的规律及中国计划生育内部特征的变化。
研究发现，我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展计划生育、倡导避孕节育以来，已婚育龄人群总避孕水平逐年提高，长效医控型避孕措施为主的避孕模式相对稳定。60～70年代，虽然我国已婚育龄人群采用避孕措施的总人数相对较少，但逐年上升。进入80年代以来，我国长效医控型避孕措施为主的避孕模式较为稳定，一直是世界上总避孕水平最高的国家。在各种避孕措施构成中，长效医控型避孕措施的比重最大，但近年来逐年小幅下降，短效自控型避孕措施比重则逐年小幅上升。同时，已婚育龄人群避孕措施的选择主要是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及个人特征综合作用的结果。受子女性别的影响，短效避孕偏好长期存在，且这种偏好随年度的递进表现为低孩次性差异。
此外，知情选择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已婚育龄人群的避孕行为有着较强的干预性与指导性影响，避孕措施选择的构成也相应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表现为长效医控型避孕措施的逐年减少与短效自控型避孕措施的逐年增加。其中，采用体外射精类“其它方法”等短效自控型避孕措施的可能性明显升高，而绝育明显降低，只是增减的幅度在不同孩次上有所区别。同时，知情选择的开展也使子女性别对避孕行为的影响更为凸显，并在某种程度上为避孕措施选择中短效偏好的实现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空间，同时也强化了“男孩偏好”对避孕措施选择的影响。与此同时，知情选择的开展并没有增加人工流产发生的可能性，且使子女性别对育龄妇女人工流产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明显的低孩次性特征。其中，对二孩妇女人工流产行为的影响较为明显，并留存着较强的“男孩偏好”与政策性干预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