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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1875年至1931年间，东北三省在近代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变革为主要考察对象，从近代东北的行政建制、铁路修建、移民及土地的开垦、城市的兴衰以及人们生活时间观念的互动变迁诸方面进行分析，旨在反映东北近代转型中的时空结构变迁。东北地区在近代化过程中，作为清朝统治者的发源地，受到多方的压力，最终走向与内地一体化的道路，实现了东北与关内、东北三省之间的统一与联系，再加上东北在国际形势上的重要性，也使东北逐渐与东北亚、欧洲连为一体，扩展了东北的空间格局;同时伴随着东北空间格局的扩展与延伸，在这一空间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分裂因素，具体体现在日俄对东北铁路的争夺、城市空间殖民化等方面，从而导致东北三省内部、东北与关内之间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因此，从整个近代东北空间的发展来看，在统一、一体化的形势背后，在具体的微观层面，还存在着极为复杂、具有分裂性的趋势。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在这一近代转型中，人们日常时间观念的互动变迁。随着电报、钟表、电灯、报纸等近代技术革命产物的出现与普及，使一种统一标准化、精确化以及高效率化的时间观念植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从而改变了人们传统意义上的自然时间观念。 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较为详尽地描述和分析了清末东北政区的发展沿革。清代东北政区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军事管理机构为主向民事管理机构过渡的发展过程，从清前期的封禁之地到清后期的移民实边，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使东北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促使清末民署机构得以广泛设立以及东北最终建省的实现。本章主要从光绪年间东北政区的发展变革入手，利用福柯的空间与政治权力的理论加以分析，表明地方府州县的大量增设，体现了清政府在东北统治政治策略中从以单纯的军事防御、推崇满人的政治地位为主向以经济治理、经营东北的转化;从地方旗署、民署机构数量的消长看，反映了地方民署机构逐步摆脱旗署的控制，独立治理地方事务职能的增强以及东北汉官权力的逐渐提升;从府——县层级的渐次清晰、合理化考虑，证明了权力在空间范围的转移、扩展与细化过程的不断加强。因此，从光绪年间东北地方机构在空间范围的调整、扩充，结构的重组看，无不体现了政府和地方政治权力的运作、转移和控制。 第二章主要从近代技术革命给东三省带来的影响入手，以东北的铁路交通建设为切入点着重分析。1898年中东铁路正式修建，到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夺取俄国修建南满铁路的权益，开始修筑南满铁路，以及京奉铁路南满段和中国自建铁路的修筑，使东北铁路空间网渐趋完善与细化，南与朝鲜铁路相接，北与西伯利亚欧洲铁路接轨，西与内地相联。与此同时，东北各铁路之间联络运输的实现，更进一步加强了东三省内部、东三省与内地以及东三省与东北亚、欧洲之间的联络。但是，由于铁路背后体现着不同国家的权力与利益，从而导致东北各铁路之间又存在着相对的独立性。铁路的修建在管理体制、轨距、票价、邮政运输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与竞争，因而造成东北三省自身以及三省与内地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分裂因素。由此反映出铁路的发展不仅体现了吉登斯理论的“时空延伸”特性，而且这种在外国列强的激烈角逐下修筑的铁路，其实还具有某种分裂性的特征。 第三章致力于探讨东北城市空间的发展。在宏观上，随着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修建，带动了铁路周边人口的迁移和商业贸易的勃兴，沦为铁路附属地的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东北的近代城市，从而取代了以往以辽河为中心的城市空间布局，在辽河城镇带空间趋向萎缩的同时，东北城市空间的发展呈现出沿铁路沿线不断扩展的发展趋势。此外，在对近代大连、哈尔滨等城市空间的发展进行具体微观层面的考察时，发现其城市空间的发展特点，不仅伴随着市政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移民人口的多元发展以及城市空间不断向周边郊区地带扩展的发展趋势，呈现出空间延伸的特性;同时，在对城市公园、道路名称、建筑等公共空间方面的探究中，发现在东北城市化的过程中，其空间上还存在着分裂性、殖民性以及文化多元性的诸多特点。 第四章试图从空间的发展对人们时间观念的影响入手，揭示出铁路等交通设施的出现，在缩短人们空间距离感的同时，也加快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时间节奏，以一种标准时间规范化了人们的时间观念，从而改变了以往人们以自然时间为准则的传统时间观念。同时，钟表在东北地区的使用和普及、城市电灯的广泛设立以及报纸的大量发行，不仅极大地延长了人们的日常活动时间，还使人们的时间观念更加趋于精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