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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评价是史学研究中最具争议也最富挑战性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既吸引着同时也困扰着众多学者。中国传统史学对于历史人物的具体评价很多，但是关于人物评价标准问题的理论研究则十分欠缺。近现代以来，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开始注重理论层面的探索，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随之进入人们的视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关于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的讨论，大致可以8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指从1949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评价标准是两个并行的标准，即历史作用标准和阶级标准，并且阶级标准一度占主导优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生产力发展、民族统一和社会进步为主要内容的历史作用标准，成为主导标准。目前，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也逐渐突破历史作用评价标准的一元模式，日益走向多元化，但全新的标准模式尚未建立起来。 与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民族统一为主要内容的历史作用标准相比，道德标准处于弱化甚至可有可无的地位。中国史学历来就有注重人物褒贬的传统。传统史家著书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活动记载和评判，彰显"善"，鞭挞"恶"，以警示和教育人们。"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体现的就是这种警示作用。中国传统史学人物评价的道德标准，间接渊源于中国古代先民生存、生活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直接渊源于《春秋》笔法。西方史学也有评价历史人物的道德观念，但与中国有较大的不同。 古代中国史家强调善恶褒贬，既有维护社会秩序的原因，也有强化道德理想、建立不朽理念的因素。就道德的社会他律性要求而言，除了维护社会秩序，更深层次则是为何要维护社会秩序。这与人们的道德理想密切相关，这种道德理想在中国先人那里表现为"大同"。就道德的自律性而言，道德标准与中国著史理念--不朽理念紧紧联系在一起。要想不朽于历史，就必须立德，立德构成不朽的必要条件;再者，通过善恶褒贬，发挥史书的社会价值，是中国史学的特有职能。这表现为:对权势人物具有震慑作用，对维护社会秩序和基本道义也有相关的作用，尽管这个问题具体到特定历史时期比较复杂。 道德标准对历史人物评价选择性的主要影响，体现在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和选择什么样的事实。中国传统史书人物的入选大都是影响社会生活的大善大恶者，人物言行、历史事实等的选择也大都具有典型性和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历史人物评价当然离不开对于历史的理解与解释。道德标准对历史人物理解与解释的主要影响是，既要理解历史人物本身及其言行，又要解释这种言行所具有的意义。挖掘历史人物言行背后所隐藏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对过去、现在、未来的联系和真善美的洞察之中。 道德标准对历史编纂和叙述的主要影响，一是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道德判断;二是增强历史叙述的艺术性。以史实为基础，用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语言把历史人物所体现的真善美或假恶丑惟妙惟肖地叙述出来，这是历史人物评价叙述的目的。 道德标准对史学价值性的影响体现，道德标准通过史家的价值观念间接或直接影响历史学，使得史学避免不了史家之主观性，也避免不了史家道德价值判断。同时，道德判断也不同于科学判断。 就历史人物评价的史学实践而言，无论在传统史学还是在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都有值得借鉴的经验，也有需要吸取教训和存在的问题。在古代传统史学中最值得借鉴的经验是:记录历史事实，讲求秉笔直书;维系人伦价值，讲求道德褒贬。在20世纪后半期的大陆史学中，最值得吸取的经验是:强调实事求是，重新审视下层民众的历史作用，在道德上为之"翻身"。需要吸取的教训是，把历史人物评价标准意识形态化，最后导致脱离实际的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不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在人物评价问题上如何处理事功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本文认为:首先，不一定非得给历史人物做出一个整体性的评价，特别是历史人物在事功和道德方面各有千秋，难以对其做出总体评价时。但须一方面讲明其事功方面的贡献，同时另一方面讲明其道德方面的不足，反之亦然;其次，不能因为历史人物在事功方面的贡献而否定、忽略、开脱其道德的低劣;当然也不能因为其道德的低劣而否定其事功方面的贡献。再次，评价历史人物，不能根据"成王败寇"的流行观点。 历史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它研究的不是冷冰冰的物质世界，而是活生生的人类社会。人不可能不与道德问题发生关联，历史学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道德判断。尽管不可能制定出一套为所有史家都能接受的道德标准，从而在道德观念上持论一致，使评价历史人物都能做到同样的"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但在历史人物评价中运用道德标准时，仍有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这主要是:基于历史事实的评价原则，体现人类进步的评价原则，维护社会正义的评价原则，适度的和逻辑的评价原则，基于普世道德的评价原则。尽管道德的内容有其历史性和相对性，但并不否认人类必须遵循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这种最基本的道德价值准则，即普世道德。普世道德是道德的底线，是不同阶层、人群所共同承认和遵循的道德底线。它体现了人类社会共同的生活需要，具有更长久的价值和意义。普世道德不因"伟人"或"平民"而异，因此在历史人物道德评价中，不应存在双重标准，即"伟人"标准和"平民"标准。这种最为普世的道德，实际上可用作历史人物评价的参考性标准。尽管史学家时常面对事功与道德价值判断的紧张，但在维护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价值准则这一点上不应有任何犹豫。在任何时候，历史学家都不应该回避、排斥道德价值判断，不仅要有学术使命，也要有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努力维护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准则。在历史人物评价中，这主要表现为:一是肯定、维护和普及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价值准则;二是谴责丑恶、暴行等消极的东西。尤其是，不应该在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下，以所谓的"进步"为根据来粉饰、赞美、肯定暴行和屠戮等反人类的行径。 总之，《春秋》史观所主张的善恶褒贬，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标准，而是其中蕴涵着一种中国特有的历史意识、著史理念和具有终极意义的信念。并且这种意识、理念和信念已经泛化为一种文化精神，一种民族精神。正因如此，传统中国史学既包含事实判断系统，又包含价值判断系统--传统中国最为根本的价值判断系统。故而民族拥有一句其他民族不曾有的名言:"史不亡，国亦不亡"，即史为国本，史为民族精神之根本。因此，中国传统史学拥有民族最为深厚的精神资源。尽管善恶褒贬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花朵，但它对中国历史与文化起了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中国传统道德和历史已延续了数千年，不可能不在中国人的心底酝酿出相当醇厚的敬畏感，但是这种敬畏感在片面重视"经济"的今天变得有些淡薄了。这导致了人们道德感和历史感的匮乏。由于道德和历史的密切关系，在这样一个宗教意识相对淡薄的民族里，历史感的匮乏直接导致道德感的丧失。若要重建中国文化，就必须重建中国的著史理念，复兴中国的史学传统。此乃善恶褒贬于当今史学之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