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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桂林文人荟萃，人才济济，文艺团体众多，出版事业空前繁荣，各类演讲、话剧和讲座层出不穷，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被誉为“文化城”。而这个“文化城”的主要标志就是其发达的出版业。从1938年至1944年，短短六年时间里，桂林出版了大量的书报刊，类型多元，题材广泛，是全国闻名的出版重镇，与重庆一道占据了当时中国出版业的半壁江山。
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影响全局性的历史上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出版史不能忽略地方出版史。但本应“大书特书”的桂林出版业，却没有受到当今学界的高度重视，基础资料的整理工作虽然颇有成果，但相关研究分散在出版通史中，粗略不详，专门分析出版行业的学术论文更是屈指可数，缺乏对桂林出版业总体性的考察。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报刊史料和后来的回忆文章，分析桂林出版业成因、变迁、经营、特点和影响，力求准确把握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发展的整体面貌。
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第一章对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兴起成因进行分析。从桂林的政治环境、地理环境、行业环境和受众环境四个方面，对桂林出版业的发展条件具体阐释。全面抗战的爆发、新桂系宽松的文化政策和中共的统战努力营造出行业所需的政治环境。优越的地理位置、省会城市地位和交通区位优势构成地理环境。纸张、印刷厂、作者、编者和资金的充足、便利塑造了行业环境。而众多的文化人、学生和公务员也是桂林出版业的天然受众，书刊需求量大，市场广阔。
第二章对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的发展变迁进行动态考察。全面抗战前后，桂林出版业呈现出迥异面貌，战前桂林几为文化荒漠，战时一跃为“文化城”，战后又呈现萧瑟凋零的局面。随着抗战形势的演变，桂林出版业也产生不同变化，显示出桂林出版业发展的复杂性。这种动态变化揭示出其发展变迁的两个特性，即战时性和外源性。
第三章分析桂林出版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对生产经营状况的考察包括经营管理和经营成效两方面。桂林出版业的经营管理颇为全面、有效，对组织、人员、书刊质量、发行渠道和营销手段等方面都进行管理，促使其发展壮大。由于桂林出版行业整体的营收史料难以搜集，对经营成效的探究只能以救亡日报社为例，分析其经营的销量、定价总金额和营业总收入，通过个案分析显示桂林出版业经营成效的具体表现。通过对救亡日报社的考察，本文发现除了少数官办、军办出版机构外，从外地迁桂的多数出版机构刚复刊时往往由于人力、物力的匮乏，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质量都不够好，这就导致复刊之初桂林出版机构出版的书刊销量相对较低，收支平衡困难。面对复刊之初艰难的局面，出版机构通常团结所有工作人员，力求改革，革除以往弊病，以增加销量，同时尽量削减成本，促成收支平衡乃至盈利。
第四章论述桂林出版业书报刊出版的特点。皖南事变前后的桂林出版业的书报刊出版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事变前，出于宣传抗战，唤醒民众的目的，桂林出版物以短篇和社科类作品为主；事变后，为批评国民党倒退、投降和分裂行为，揭示社会丑恶现象，杂文、历史剧、译作和文艺作品又大量出版，占据桂林出版市场的绝大部分。
第五章阐述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的历史贡献。桂林出版业不仅促进了桂林“文化城”的形成，还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凝聚民众爱国热情。此外，还提供了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让中外文化人的作品通过桂林的书报刊相互了解，相互交流。当代中国出版业也能在桂林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中吸取到有益经验。
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影响全局性的历史上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出版史不能忽略地方出版史。但本应“大书特书”的桂林出版业，却没有受到当今学界的高度重视，基础资料的整理工作虽然颇有成果，但相关研究分散在出版通史中，粗略不详，专门分析出版行业的学术论文更是屈指可数，缺乏对桂林出版业总体性的考察。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报刊史料和后来的回忆文章，分析桂林出版业成因、变迁、经营、特点和影响，力求准确把握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发展的整体面貌。
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第一章对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兴起成因进行分析。从桂林的政治环境、地理环境、行业环境和受众环境四个方面，对桂林出版业的发展条件具体阐释。全面抗战的爆发、新桂系宽松的文化政策和中共的统战努力营造出行业所需的政治环境。优越的地理位置、省会城市地位和交通区位优势构成地理环境。纸张、印刷厂、作者、编者和资金的充足、便利塑造了行业环境。而众多的文化人、学生和公务员也是桂林出版业的天然受众，书刊需求量大，市场广阔。
第二章对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的发展变迁进行动态考察。全面抗战前后，桂林出版业呈现出迥异面貌，战前桂林几为文化荒漠，战时一跃为“文化城”，战后又呈现萧瑟凋零的局面。随着抗战形势的演变，桂林出版业也产生不同变化，显示出桂林出版业发展的复杂性。这种动态变化揭示出其发展变迁的两个特性，即战时性和外源性。
第三章分析桂林出版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对生产经营状况的考察包括经营管理和经营成效两方面。桂林出版业的经营管理颇为全面、有效，对组织、人员、书刊质量、发行渠道和营销手段等方面都进行管理，促使其发展壮大。由于桂林出版行业整体的营收史料难以搜集，对经营成效的探究只能以救亡日报社为例，分析其经营的销量、定价总金额和营业总收入，通过个案分析显示桂林出版业经营成效的具体表现。通过对救亡日报社的考察，本文发现除了少数官办、军办出版机构外，从外地迁桂的多数出版机构刚复刊时往往由于人力、物力的匮乏，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质量都不够好，这就导致复刊之初桂林出版机构出版的书刊销量相对较低，收支平衡困难。面对复刊之初艰难的局面，出版机构通常团结所有工作人员，力求改革，革除以往弊病，以增加销量，同时尽量削减成本，促成收支平衡乃至盈利。
第四章论述桂林出版业书报刊出版的特点。皖南事变前后的桂林出版业的书报刊出版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事变前，出于宣传抗战，唤醒民众的目的，桂林出版物以短篇和社科类作品为主；事变后，为批评国民党倒退、投降和分裂行为，揭示社会丑恶现象，杂文、历史剧、译作和文艺作品又大量出版，占据桂林出版市场的绝大部分。
第五章阐述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的历史贡献。桂林出版业不仅促进了桂林“文化城”的形成，还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凝聚民众爱国热情。此外，还提供了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让中外文化人的作品通过桂林的书报刊相互了解，相互交流。当代中国出版业也能在桂林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中吸取到有益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