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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以“现代性”为视角对茅盾的作品进行解读。笔者选取“现代”的视角的原因有两个:一、鸦片战争以来，不管是被迫还是自愿，中国进入了现代化阶段。对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国现代化进程写照的现代文学，有必要从“现代性”视角给予关注。二、作为现代文学中的一位大家茅盾，他的作品深刻体现了“现代性”在现代文学中的渗透和影响。因此，笔者认为，从“现代性”视角切入茅盾的创作，可以更深刻理解和评判茅盾创作的得失状况，也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茅盾在现代文学中的作用和地位。 笔者所认为的“现代性”是:从时间看，现代性随着资本主义的起源而趋于形成，十八世纪可以被作为其形成的大致时间界限;从社会、历史发展看，现代性意味着社会理念、思想文化、知识体系和审美知觉的转型。现代性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人类在征服自然的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这种取得成就的方式和成就本身又使人类的启蒙理想受挫。因此，在笔者看来，现代性表现了人类自身的意识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人类不仅反思过去、追寻未，同时也反思现代性的知识体系。现代性是人类的一项伟大启蒙工程，它永远处在哈贝玛斯所说的“未完成”阶段，现代性总是伴随着自我批判而不断建构自身。因此，现代性是一个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也就是说，社会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之间在以下层面是相互对立的:社会现代化依靠理性不断发展创造物质的能力，而文化现代化则以启蒙精神为武器对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对人的束缚和压抑进行批判。本文拟以此为理论基础，考察茅盾的创作与两个层面的现代性的关系。 茅盾的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他的改造人生的强烈愿望和文学的进化论上。而目的则在于实现“五四”的救亡和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茅盾介入文学更多的原因是来自他的社会理想。可以说，茅盾身上典型地体现了转型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认识。五四知识分子登上文坛，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借助文学的影响力，文学成了他们试图实现自己抱负和理想的工具。这正是现代文学的难以消弭的先天胎记。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巨大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传统”在“西方”的冲击下溃不成军。在文学方面，西方文艺思潮被不加批判地“拿来”做为了攻击旧营垒的武器。自然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等西方的创作方法纷纷被译介引入。 茅盾早期作品是抱着“为人生”的态度来写的，他的“人生”更贴近个人而不是群体，因此，他在观察“人生”时立足于启蒙现代性的视角，指出的出路”也是试图解决“五四”提出的个性解放问题。中国思想界近代以来一直无法摆脱目的论的现代化方案，他们为了找到一条救国道路而殚精竭虑。对于中国启蒙思想者来说，站在民族主义立场吁求现代化是有情可原的，但是由于过于追求目的，对西方现代化成果从未认真研究过。《蚀》展现的是五四“启蒙救国”方案受挫后的启蒙者的心理。无疑，茅盾真实地记录了启蒙者的心路历程。循此思路，当年革命作家与茅盾的分歧便容易解释了。 茅盾在《蚀》和《野蔷薇》中已经表现出对启蒙现代性的疏离倾向，他对“五四”理想已经失望，在反省自己、重新寻找社会现代性的过程中，茅盾的思想状况异常复杂。从茅盾赴日后首先所写的两篇文章《从牯岭到东京》和《自杀》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贯穿于茅盾创作的全过程，即便是翻译外国文学也不例外。茅盾所坚持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也是不断进化的，随着“左联”活动的深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广泛传播，加之茅盾热情投入到党的实际工作和左联文学活动中，他的阶级意识越来越清晰。虽然启蒙现代性在他作品中时常闪现，但是，寻求“中国道路”的社会现代性渐渐开始占据他作品的主导地位。 现代性对茅盾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茅盾的作品正是由于坚持对“中国道路”的不断探索而具有巨大的现实感，同时，也因此稍显生硬和概念化。总的来说，《子夜》是取得了很高成就的一部作品，它的问题存在于主题与艺术处理的关系上。从这个角度说，茅盾作品是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体现，作家为了追求社会现代性，过于注重政治理想而忽略了基于启蒙现代性的深度。 从农村三部曲看，茅盾实际上是描绘了一幅资本主义在中国原始积累时期的农村风土画，由于中国现代性不是创发的，所以其中搀杂了包括西方资本、买办资本等不公平竞争因素。当时，资本主义在西方也暴露了许多阴暗面，这使茅盾把希望只能寄托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方案上。 茅盾的长篇小说以恢弘的气势和规模展现了他对社会现代性的追求，但是，现代性的另一面即启蒙现代性从他的中、短篇中显露了出来。在腐朽社会制度下人性被压抑的状况一直是茅盾作品的着眼所在。直接的控诉和揭露固然能给读者以警醒和刺激，但侧面的、曲折的揭示更能发人深省、震人心魄。 对于茅盾一代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承担的任务空前繁重。在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刻，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种”问题。在“五四”时期，他们从文化角度出发，试图从改造国民性入手解决这一问题;抗战时，政治目标的实现成为最重要的问题;解放战争也是两条现代化之路之争。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这一代知识分子近距离贴近集体“现实”，追求乌托邦工程的实现，但是，却忽略了个人的感受。这是现代性在中国展开的“独特”语境，也是茅盾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别无选择的宿命。近来海外和国内不断有对激进主义在二十世纪发展的反省，笔者认为，单纯从思想层面考察激进和保守是毫无意义的，历史无法假设，在历史需要茅盾的时候，他选择了承担，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当时最重要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