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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和科学是19世纪中国的重要的思想话语。从政治领域到思想领域，从抵抗外势到国家富强都涉及宗教和科学话语。从表面来看，这些都受到西潮的影响而兴起的。19世纪被引入中国的西学大致分为科学方面和宗教方面。有关西方政治、历史的书籍亦也引入，然而与科学和宗教方面的书籍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但是，宗教和科学话语包含的范围极为广泛。它们不但指人类的信仰和实用技艺，而且直接关系到伦理问题和国家建设问题。换言之,19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民族-国家、塑造国民以及重构新的价值规范等问题都是围绕着宗教和科学的话语而进行的。因此，这一时期的宗教-科学的话语是非同小可的。尤其是，宗教和科学的实际含义不能只从词典上的意义来理解。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视角探索这些在当时具体的历史、社会语境中扮演的角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它们的功能和实际含义看出中国现代性的特点。 为了理解宗教和科学的话语的功能和意义，要从清理当时社会-思想问题格局和知识机制入手。特别是，18世纪中期以来，突显出的中国思想典范的转换的是19世纪西学的影响中得到大大的加强。其主要特点是否定超越和先验的价值标准，而把价值规范建立在人们的经验世界中。但是，他们/她们并不完全转向经验-功利主义，而是试图调和经验与普遍规范。在价值论上的矛盾和紧张，让她们/他们更多关注礼义和宗教性的心理。 还有，清代学术的知识主义倾向重视客观知识以及测验方法上的准确性。而且随着19世纪社会的不稳定以及时运的式微而经世思想和实学更为加强。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在中国逐渐得到作为“学问”的合法性。不仅如此，在19世纪中国的奇特的西学格局中，科学除了扮演了实用的技术和对世界的客观解释的职能外，还为中国人重构价值-世界秩序和意义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组织原理。换句话说，19世纪后期，中国面临思想-价值认同的危机，但是西方思想也不足以代替中国传统的合法性位置。因此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等力求新的世界-价值的统一原理和规范。大同、仁学等的公理世界以及齐物世界就是这一思想实验的范例。这些特点是把科学和宗教、事实和价值、个人伦理和群体伦理结合在一起，试图建构超越西方近代启蒙观念的新的理念。 至20世纪，中国的思想界为民族-国家的话语所支配。与此相关，还提出塑造国民、造就近代主体问题等。就是说，塑造国民和建立民族-国家是同步并行的。但是如何造就近代主体和国民的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围绕着这一问题，宗教与科学又一次处于紧张关系。培养国民的问题直接关系文化问题，因此就出现宗教文化和科学文化之间的争论。不仅如此，宗教和科学的矛盾中，美学就作为其调解者的身份被提出来了。美学不但是对审美领域的关注，而且是培养内在德性的重要的路数。王国维、蔡元培等注目审美性在重新塑造国民的素质问题上的功能，而试图基于审美的主体而建立“国民”和近代主体。 总之，19世纪以来，中国的建构近代主体的问题与国家话语紧密联系，换句话说，中国的近代主体就介于个体的自觉、独立人格与国家话语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