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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了广州方言补语和宾语的次序、谓词形尾“咗”和“埋”在动补结构中的位置以及补语的语义指向对动补结构融合进程的制约等三个方面的情况，并以它们作为判定广州方言动补结构融合程度的标准。同时通过与普通话的比较，分析了广州方言的动结式、动趋式和带可能补语的动补结构的融合状况。在广州方言和普通话动补结构融合状况横向对比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运用“大三角”的理论和方法，联系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和其它汉语方言中有关的材料，通过对比分析，探讨广州方言、普通话及其它汉语方言动补融合程度的共时差异与汉语动补结构的历时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分析表明:广州方言的动补结构仍然处在发展阶段，动词和补语的融合还未完成。而动补的融合在普通话和不同方言里的差异实际上是汉语动补结构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差异在共时平面上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