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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诠释自北宋以来成为宋明理学关注的焦点,朱熹和王守仁分别开创了《大学》诠释的理学化诠释向度和心学化诠释向度,使得《大学》诠释呈现二元化格局。晚明学者在内忧外患、国祚将移的危局下,针对朱学与王学的分裂对峙,纷纷围绕《大学》诠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希望通过振兴学术以挽回政治的颓势。于是一时间歧见沓出,彼此争辩却又相持不下,《大学》诠释在二元化格局下又显现出多元化的趋向。船山《大学》诠释正是在晚明学术背景下产生的。作为宋明理学的殿军,船山继承了晚明学者在《大学》诠释中所凸显出的问题意识,延续了宋明理学的思路,并在自己的诠释立场上对朱学和王学两派观点进行了全面地批评和总结。针对朱学与王学在义理、训诂问题上的对峙,船山一方面主张训诂与义理并重,以此反对晚明的空疏学风;另一方面强调学者以意逆志所体会的“道”才是诠释有效性的最终标准,以此表明《大学》诠释的价值追求。针对朱学和王学在心性论、工夫论和外王问题上的分歧,船山相应地在“明德”、“格物”、“新民”三个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特见,从而消融了两者间对立。其一,船山采取“因心说性”的方式“合心性以言明德”,确立了《大学》的心性论依据;其二,船山以“格物”为入德之始教,亦强调“知止”是“格物”的前提,实现了知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确立了《大学》的工夫论;其三,船山以人性在历史、政治中的贯注解释“新民”,从而统合了朱子“新民”的政治化诠释和阳明“亲民”的伦理化诠释。就其表面而言,船山《大学》诠释似乎极不满于王学而以朱学为依归;究其实质,则于朱王两家皆有所批判、又有所吸收,始终表现出“本末相生、无往不著”的特点。因此,船山《大学》诠释作为一种新路向,超越了《大学》理学化诠释和心学化诠释的二元对立格局,亦与依附于这一格局而诠释《大学》的晚明学者有所区别,而表现出“超朱王之上”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