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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有关股权分置改革的文献来看，可能囿于样本时间，大多数基本都围绕在股改过程中对价支付问题进行讨论，诸如研究对价水平合理性、对价支付的影响因素、如何在股改中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等。但是，目前研究股改后续效应影响的实证文献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凤毛麟角的文献也仅停留于描述性统计基础之上，缺乏完整的实证分析。从理论上讲，该问题涉及到股票市场扩容理论、信号传递理论、控制权理论、盈余管理理论等多个金融和公司治理理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鉴于股改后续影响在理论和实务方面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对其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十分必要，这也是本文的贡献之一。
本文将股改后续效应分析分为两方面内容，第一是限售流通股减持的市场效应分析，即公司限售流通股解禁与减持时对公司股票价格的压力问题，包括了影响程度和影响因素分析，其中将其展开到信息不对称现象和信号传递效应；第二是限售流通股减持过程中主要限售流通股股东行为分析，包括了影响其减持意愿和比例的因素分析，也就是说，股东在何种情况下会更倾向于减持手中的股票；也包含了限售流通股减持与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相关分析，也就是论证减持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问题，即其是否会利用其控制权和信息优势营造更好的有利于减持的氛围，欺骗中小股东以达到高价减持的目的。研究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以沪深两市全部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在观察窗口内公告的限售流通股解禁与减持事件为研究样本，对其市场效应和股东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研究发现，解禁公告与减持公告在短窗口里都表现出负的市场反应。解禁公告在观察期内的累积超额收益为负，减持公告的市场反应也为负，并且大小、显著性均强于解禁公告。
其次，本文研究将减持行为分为减持前、减持中、减持后三个时间段，研究了长窗口内的超额收益，发现这三个窗口内的CAR值呈现明显的倒“U”型，并且倒“U”型的右边线远长于左边线。这说明限售流通股股东选择了股价升降的周期性高点进行减持，减持时，其他投资者并未意识到这个减持行为，股价表现仍较好。但市场并不认同减持行为，一旦减持完毕，其他投资者意识到时，股价开始下跌。由此，证实了减持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和减持的信号传递效应。
对CAR值的影响因素进行的检验发现，财务状况和市场状况对CAR值的影响较大，而股东特征和减持状况的影响相对较小。具体而言，公司的真实业绩越好时，减持对市场的负面影响越小，而容易受到操纵的“表象”业绩较好时，减持的负面影响反而越大。另外，市场收益率高、交投活跃时，减持的负面影响偏小；国有股股东减持、第一大股东减持，对市场的负面影响较大。
再者，本文研究了大股东减持比例的影响因素，发现其主要受股权特征和减持状况的影响，受公司基本面和市场状况的影响较小。具体而言，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减持比例正相关；股东排名越靠后，即相对持股比例越小时，越会更多地减持股份；限售流通股股东第一次减持时，通常减持的比例较大。另外，真实业绩与减持比例显著负相关，表象业绩与减持比例正相关。研究第一大股东是否减持的影响因素则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真实业绩越差时，减持的可能性越大。
最后，我们研究了大股东减持行为中的盈余管理现象，发现大股东的减持与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验证了前文表象业绩的欺骗性。以上结论均通过了敏感性检验。
长达两年股权分置改革攻坚战基本解决了长期以来困绕中国资本市场的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利益割裂的制度性缺陷问题，其必然会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资本市场从此进入后股权分置时代。本文主要是针对股改后续效应的研究，由于没有可供参考的类似文献和作者的水平有限，难免存在粗陋之处。但如果本文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更多学者关注和探讨股权分置改革的后续效应问题，本文研究初衷也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