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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协调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大国协调是否是一种有效的东亚安全合作模式？这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问题，也是两个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前者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后者在东亚安全研究领域。 本文在对既有研究提出批评的基础上，做出“作为国际政治的状态或结果”的大国协调和“国家的政策和行为”的大国协调的区分，并提出大国协调的基本原理:占优势的大国联合制衡（作为国家的政策和行为的大国协调），迫使大国在安全危机中让步，进而实现大国合作与大国和平（作为国际政治的状态或结果的大国协调）。在危机中，被制衡大国面对释放“昂贵信号”后的占优势的大国联合制衡，会做出明显让步，使得危机得以和平解决;反之，若被制衡大国仅面对不占优势的大国联合制衡，“昂贵信号”释放后仍会出现危机的不断升级和大国拒绝做出让步，甚至出现大国战争的爆发。 为验证大国联合制衡“是否占优势”与安全危机中的大国“是否让步”的相关性，本文选取1848-1850年列强对普丹战争的联合干涉和1852-1854年列强对克里米亚战争前的俄土冲突的联合干涉，进行比较案例研究。在第一个案例中，遭受英、俄、法占优大国联合制衡的普鲁士，在受到列强的武力干涉威胁后，放弃了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联合公国的领土要求;在第二个案例中，面对不占优的的英、法联合制衡（由于英俄关系的复杂性和普奥两国的中立），俄罗斯始终拒绝在俄上冲突中让步，最终导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 笔者在结合有关东亚的具体安全问题的分析后，认为欧洲协调意义上的大国协调在东亚难以有效运转。其深层原因在于，中国在力量分布上的相对劣势，以及中国外交中一些特殊认知难以根除。最后笔者建议相对于“危机解决”性质的欧洲协调，发展一种不同的“危机预防”性质的东亚协调，如中美日三方会谈将更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