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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越近半个世纪的翻译实践中，袁可嘉始终将翻译、创作、治学统摄于一体，强调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整体协调及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凝结了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推出了对社会、文化、创作有整体效用的译作，因而有必要以“整体性”为线索开展袁可嘉翻译的系统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卢卡奇、毛泽东、詹姆逊、泰特勒、卡特福德、费道罗夫、阿皮亚的思想理论，本文尝试建构了整体翻译论，含以下五个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在整体翻译论的视阈下，本文运用描写性研究、共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对比研究的方法，探究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描写其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提炼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考察其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
在宏观层面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的框架内，本文将文本、社会语境、译者主体相结合，发现了袁可嘉在文学生涯的三个阶段都坚持将翻译、创作、治学凝聚为互动共生的整体，在社会语境的感召下，以三者的整体追寻特定文化命题。第一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里追寻现代主义的命题。第二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里追寻进步文艺的命题。第三阶段，三者的整体在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里重返现代主义命题的追寻。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因此得以揭示。
在微观层面要义“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及“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的框架内，本文对语言、形式、内容、译序、译注等微观层面要素进行剖析，发现了袁可嘉以“诗人译诗”与“深度翻译”模式推出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诗歌翻译文本。“诗人译诗”模式使得译者对原文整体有鞭辟入里的理解，为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奠定了基础。“深度翻译”模式促使译者运用译序与后记的副文本预设正文本的价值、廓清翻译过程中各类相关问题，运用译注副文本提升读者对正文本的理解。如此一来，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译诗得以生成，并逐步演化为翻译文学经典。袁可嘉翻译的整体特性及经典性得以揭示。
在要义“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的框架内，本文沿袁可嘉整体翻译实践的路径，结合其翻译论的文章，发现了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首先，坚持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尤其重视翻译和治学的密切结合。其次，主张从多维角度审视宏观翻译，包括联系社会“实际需要”的翻译动机、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的文本选用策略、“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译者伦理。最后，提出微观翻译策略性调控方案，包括译诗的“整体观念”、诗歌风格翻译方法、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得以揭示。
在要义“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的框架内，本文深入袁可嘉翻译文本，发现了其翻译的整体价值：促进诗歌创作多元化、助推文学思潮演进、引入西方文化。首先，译诗灵活多变的语言文字与丰富多彩的格律形态间接促动创作在语言文字、格律层面的丰富与变革，从而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多元化发展。其次，在翻译活动的三个时间段，第一、三时间段的活动推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活动推动进步文学思潮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部分活动助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最后，袁可嘉通过翻译引入了宗教文化、习俗文化、古希腊文化、工业文明表现出的西方文化。袁可嘉翻译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整体价值得以揭示。
袁可嘉的翻译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皆有整体性的特质，其翻译思想与翻译价值也以整体性为特点，可见，“整体性”是审视袁可嘉翻译的关键之所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还原了袁可嘉在翻译层面的立体形象，透视了袁可嘉在中国文化革新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同时论证了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的重要性。
基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卢卡奇、毛泽东、詹姆逊、泰特勒、卡特福德、费道罗夫、阿皮亚的思想理论，本文尝试建构了整体翻译论，含以下五个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在整体翻译论的视阈下，本文运用描写性研究、共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对比研究的方法，探究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描写其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提炼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考察其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
在宏观层面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的框架内，本文将文本、社会语境、译者主体相结合，发现了袁可嘉在文学生涯的三个阶段都坚持将翻译、创作、治学凝聚为互动共生的整体，在社会语境的感召下，以三者的整体追寻特定文化命题。第一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里追寻现代主义的命题。第二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里追寻进步文艺的命题。第三阶段，三者的整体在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里重返现代主义命题的追寻。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因此得以揭示。
在微观层面要义“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及“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的框架内，本文对语言、形式、内容、译序、译注等微观层面要素进行剖析，发现了袁可嘉以“诗人译诗”与“深度翻译”模式推出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诗歌翻译文本。“诗人译诗”模式使得译者对原文整体有鞭辟入里的理解，为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奠定了基础。“深度翻译”模式促使译者运用译序与后记的副文本预设正文本的价值、廓清翻译过程中各类相关问题，运用译注副文本提升读者对正文本的理解。如此一来，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译诗得以生成，并逐步演化为翻译文学经典。袁可嘉翻译的整体特性及经典性得以揭示。
在要义“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的框架内，本文沿袁可嘉整体翻译实践的路径，结合其翻译论的文章，发现了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首先，坚持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尤其重视翻译和治学的密切结合。其次，主张从多维角度审视宏观翻译，包括联系社会“实际需要”的翻译动机、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的文本选用策略、“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译者伦理。最后，提出微观翻译策略性调控方案，包括译诗的“整体观念”、诗歌风格翻译方法、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得以揭示。
在要义“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的框架内，本文深入袁可嘉翻译文本，发现了其翻译的整体价值：促进诗歌创作多元化、助推文学思潮演进、引入西方文化。首先，译诗灵活多变的语言文字与丰富多彩的格律形态间接促动创作在语言文字、格律层面的丰富与变革，从而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多元化发展。其次，在翻译活动的三个时间段，第一、三时间段的活动推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活动推动进步文学思潮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部分活动助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最后，袁可嘉通过翻译引入了宗教文化、习俗文化、古希腊文化、工业文明表现出的西方文化。袁可嘉翻译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整体价值得以揭示。
袁可嘉的翻译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皆有整体性的特质，其翻译思想与翻译价值也以整体性为特点，可见，“整体性”是审视袁可嘉翻译的关键之所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还原了袁可嘉在翻译层面的立体形象，透视了袁可嘉在中国文化革新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同时论证了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