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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一项既古老又不断发展创新的人类行为。它以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为终极目的，以实现文本意义的再生为根本任务，以译者能动的符号转换活动为主要手段。翻译实践涉及的诸多因素，无论作为广义翻译主体的译者、作者、赞助人、读者，还是影响翻译活动的语言文字、权力话语、伦理观念、文化语境，均与文化记忆息息相关。具体至文学翻译，他者的文化记忆构成翻译主体作用的对象，并在译者个体记忆与译入语文化记忆的双重规约下接受“异”的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翻译既是译入语文化记忆阐释、重构源语文化记忆的行为，也是译入语文化记忆进行自我阐释的行为。
文化记忆与文学翻译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然而，长期以来，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直至近四十年来，伴随着全球化的全面降临，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与交流日益频繁，记忆与翻译的内在张力方才逐渐显现：一方面，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诸多承载着本民族文化记忆的优秀文学作品通过翻译活动在异域获得“新生”；另一方面，在不同文化记忆的碰撞、对话、交流中，翻译作为“治理术”意义上的“装置”(apparatus)，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并参与建构了不同文化间的不对称关系。
文化记忆为我们审视文学翻译活动打开了新的思考空间。例如，巴黎作为“文学共和国”的首都，法语作为“优越的”、“权威的”语言，这些文化记忆的资本如何作用于翻译活动的选择？文化记忆会通过何种方式、路径影响翻译主体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大众文化与数字媒介的崛起对文学翻译产生了哪些影响？以上问题又可凝聚为一个核心问题，即在全球化时代，在这个“被翻译”的世界中，以译者、赞助人与读者为代表的翻译主体到底应该如何翻译、接受他者的文化记忆？我们认为，对于以上问题，回到全球化进程中的翻译实践现场，对代表性个案展开系统分析，将是一条有效的路径，而莫迪亚诺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历程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意蕴丰沛的典型性个案。
2014年10月9日，瑞典文学院将该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称他“用记忆的艺术，召唤最难以捕捉的人类命运，重现德军占领法国时期的生活岁月”。的确，作为“战争的孩子”，莫迪亚诺自1968年出版处女作《星形广场》(LaPlacedel’étoile)以来，几乎在每部作品中都在书写德国占领法国时期的记忆微光，都在历史事实与文学虚构中叩问人类生存的普遍困境。自20世纪80年代起，莫迪亚诺的作品开始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迄今为止，已有21部小说、1部戏剧剧本以及3部儿童绘本被译成中文，是被译介最多的法国当代作家之一。莫迪亚诺一直以文学的形式对接德占时期记忆史的命题，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之旅亦清晰地呈现出译入语文化记忆在文本外部与文本内部对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在文本外部，译入语文化记忆作用于翻译文学制度，在译介机制、出版机制、传播机制、接受机制等方面影响着文学翻译活动；在文本内部，译入语文化记忆规约着译者具体的翻译实践，在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等方面也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本论文中，我们将以莫迪亚诺作品的汉译历程为研究对象，从文本外部与文本内部两个层面考察当代中国文化记忆作用于文学翻译活动的路径、方式，进而从文化记忆视角对文学翻译中的理论问题进行探究。论文由导言、正文四大章节及结语部分构成。
在导言中，我们首先指出，在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现实的现代社会，文化记忆与文学翻译的内在张力日益凸显，记忆与翻译关系研究亟待展开，而“莫迪亚诺”与“当代中国”自身蕴含的丰富的“记忆之场”为我们敞开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在此基础上，通过梳理、审视国内外记忆与翻译关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我们厘定本论文的主要研究范围以及研究方法。
在第一章中，在对“文化记忆”这一核心术语进行梳理与界定的基础上，我们从建构性、符号性、伦理性三个方面探讨文化记忆与文学翻译的本质关联。文学文本作为源语文化记忆的载体与有机构成部分，传承、建构并固化民族认同与伦理观念。在翻译实践中，这种包含着集体知识、情感信息的文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源文本与译文本在此过程中相互牵连，彼此观照，形成一个异常纷繁的开放性对话网络。因此，互文性理论为我们系统研究翻译他者文化记忆的动机、路径、模式提供坚实的理论资源。
在第二章中，我们围绕当代中国文化记忆以及翻译文学制度的变迁，根据莫迪亚诺作品的汉译轨迹，将其译介历程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加以考察，分析译入语文化记忆如何规约、参与翻译过程。在近40年的译介历程中，莫迪亚诺的中国之旅仿佛一具涉渡之舟，时而为多重话语托举，时而为多重话语撞击，时而又为多重话语建构。在这些多重话语的对话与角斗中，汉语语境中的莫迪亚诺不断经历着显影—遮蔽—再显影—再遮蔽。我们认为，对于这些遮蔽与改写、挪用与误读，既应关注带有意识形态诉求的话语实践，同时也应将视线转向莫迪亚诺文本内部的“记忆迷宫”。对于前者，译入语文化记忆以及受文化记忆规约的翻译文学制度能够较好地予以回应；对于后者，仅停留在文本外部层面则“力有所不逮，技术有所不及”，需要在源语文化记忆、莫迪亚诺记忆书写以及译入语文化记忆三者复杂、动态的互文关系中加以审视。因此，在第三章中，我们在互文性理论的观照下，从显著互文与构成互文两个层面考察莫迪亚诺记忆书写在汉语语境中的翻译情况，分析其再现程度，探讨其遮蔽原因，以期更为有效地考察译入语文化记忆对于翻译主体、翻译策略、翻译方法产生的影响。
对于莫迪亚诺作品汉译实践中凸显的理论问题，我们在论文第四章从文化记忆视角进行探究，具体包括“不可译性”问题以及“异”与“同”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面对他者文化记忆，应该建立开放、建构、多元的翻译观，这也是我们通过对莫迪亚诺汉译历程展开系统研究而对于文化记忆与文学翻译的关系所作出的进一步诠释。
在结语部分，我们首先对本论文进行简要总结，在此基础上对记忆与翻译关系研究在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向上提出一些建议，具体包括从记忆史的视角重写中国翻译史、从记忆史的视角观照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话语，以期进一步拓宽记忆与翻译关系研究的思路与空间。
文化记忆与文学翻译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然而，长期以来，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直至近四十年来，伴随着全球化的全面降临，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与交流日益频繁，记忆与翻译的内在张力方才逐渐显现：一方面，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诸多承载着本民族文化记忆的优秀文学作品通过翻译活动在异域获得“新生”；另一方面，在不同文化记忆的碰撞、对话、交流中，翻译作为“治理术”意义上的“装置”(apparatus)，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并参与建构了不同文化间的不对称关系。
文化记忆为我们审视文学翻译活动打开了新的思考空间。例如，巴黎作为“文学共和国”的首都，法语作为“优越的”、“权威的”语言，这些文化记忆的资本如何作用于翻译活动的选择？文化记忆会通过何种方式、路径影响翻译主体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大众文化与数字媒介的崛起对文学翻译产生了哪些影响？以上问题又可凝聚为一个核心问题，即在全球化时代，在这个“被翻译”的世界中，以译者、赞助人与读者为代表的翻译主体到底应该如何翻译、接受他者的文化记忆？我们认为，对于以上问题，回到全球化进程中的翻译实践现场，对代表性个案展开系统分析，将是一条有效的路径，而莫迪亚诺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历程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意蕴丰沛的典型性个案。
2014年10月9日，瑞典文学院将该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称他“用记忆的艺术，召唤最难以捕捉的人类命运，重现德军占领法国时期的生活岁月”。的确，作为“战争的孩子”，莫迪亚诺自1968年出版处女作《星形广场》(LaPlacedel’étoile)以来，几乎在每部作品中都在书写德国占领法国时期的记忆微光，都在历史事实与文学虚构中叩问人类生存的普遍困境。自20世纪80年代起，莫迪亚诺的作品开始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迄今为止，已有21部小说、1部戏剧剧本以及3部儿童绘本被译成中文，是被译介最多的法国当代作家之一。莫迪亚诺一直以文学的形式对接德占时期记忆史的命题，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之旅亦清晰地呈现出译入语文化记忆在文本外部与文本内部对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在文本外部，译入语文化记忆作用于翻译文学制度，在译介机制、出版机制、传播机制、接受机制等方面影响着文学翻译活动；在文本内部，译入语文化记忆规约着译者具体的翻译实践，在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等方面也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本论文中，我们将以莫迪亚诺作品的汉译历程为研究对象，从文本外部与文本内部两个层面考察当代中国文化记忆作用于文学翻译活动的路径、方式，进而从文化记忆视角对文学翻译中的理论问题进行探究。论文由导言、正文四大章节及结语部分构成。
在导言中，我们首先指出，在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现实的现代社会，文化记忆与文学翻译的内在张力日益凸显，记忆与翻译关系研究亟待展开，而“莫迪亚诺”与“当代中国”自身蕴含的丰富的“记忆之场”为我们敞开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在此基础上，通过梳理、审视国内外记忆与翻译关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我们厘定本论文的主要研究范围以及研究方法。
在第一章中，在对“文化记忆”这一核心术语进行梳理与界定的基础上，我们从建构性、符号性、伦理性三个方面探讨文化记忆与文学翻译的本质关联。文学文本作为源语文化记忆的载体与有机构成部分，传承、建构并固化民族认同与伦理观念。在翻译实践中，这种包含着集体知识、情感信息的文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源文本与译文本在此过程中相互牵连，彼此观照，形成一个异常纷繁的开放性对话网络。因此，互文性理论为我们系统研究翻译他者文化记忆的动机、路径、模式提供坚实的理论资源。
在第二章中，我们围绕当代中国文化记忆以及翻译文学制度的变迁，根据莫迪亚诺作品的汉译轨迹，将其译介历程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加以考察，分析译入语文化记忆如何规约、参与翻译过程。在近40年的译介历程中，莫迪亚诺的中国之旅仿佛一具涉渡之舟，时而为多重话语托举，时而为多重话语撞击，时而又为多重话语建构。在这些多重话语的对话与角斗中，汉语语境中的莫迪亚诺不断经历着显影—遮蔽—再显影—再遮蔽。我们认为，对于这些遮蔽与改写、挪用与误读，既应关注带有意识形态诉求的话语实践，同时也应将视线转向莫迪亚诺文本内部的“记忆迷宫”。对于前者，译入语文化记忆以及受文化记忆规约的翻译文学制度能够较好地予以回应；对于后者，仅停留在文本外部层面则“力有所不逮，技术有所不及”，需要在源语文化记忆、莫迪亚诺记忆书写以及译入语文化记忆三者复杂、动态的互文关系中加以审视。因此，在第三章中，我们在互文性理论的观照下，从显著互文与构成互文两个层面考察莫迪亚诺记忆书写在汉语语境中的翻译情况，分析其再现程度，探讨其遮蔽原因，以期更为有效地考察译入语文化记忆对于翻译主体、翻译策略、翻译方法产生的影响。
对于莫迪亚诺作品汉译实践中凸显的理论问题，我们在论文第四章从文化记忆视角进行探究，具体包括“不可译性”问题以及“异”与“同”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面对他者文化记忆，应该建立开放、建构、多元的翻译观，这也是我们通过对莫迪亚诺汉译历程展开系统研究而对于文化记忆与文学翻译的关系所作出的进一步诠释。
在结语部分，我们首先对本论文进行简要总结，在此基础上对记忆与翻译关系研究在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向上提出一些建议，具体包括从记忆史的视角重写中国翻译史、从记忆史的视角观照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话语，以期进一步拓宽记忆与翻译关系研究的思路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