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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永(古勇)乡位于云南西部中国--缅甸边境地区，是历史上川、滇、缅、印陆上物品交流和贸易流动通道中的一站。不管是在华夏文明的推进过程中、帝国的边疆经略中、还是在民间的交流互动中，古永都呈现出多种力量并存和族群交汇的边缘状态。作为中国傈僳族分布区西南边缘的族群，古永一带的傈僳人自称为“傈僳扒”(LI-SU d：)，他们一方面与汉人长期接触，深刻互动；一方面又在族群交汇的时空中保持着自身的认同边界。然而，这一族群所处的边缘位置多少使得他们被过往研究所忽略。
本研究基于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通过展演的视角来理解多重边缘中的族群认同。在古永的例子中，笔者主要讨论古永傈僳人动态和多层级的认同，是如何呈现在不同情境之下，构成族群认同的表述空间，最终成为人群对所处复杂场域的文化适应机制的。
如果仅仅以客观特征论来看待族群文化，不仅无法解释其中的多层级和过渡性变化，而且再次把边缘人群隔离在典范研究的门槛之外。在对古永傈僳人的民俗文化表演、村民摄影活动、族谱编撰过程、姓名与亲属称谓系统、生命周期和年度节日、日常生活呈现、信仰与仪式系统等进行描述过后，笔者发现，上述文化特征的层级实际上呈现了族群认同在不同场景中的状态，并在符号和行为的层面上表现出有序的对应。
因此，笔者沿用文化展演的理论视角，把古永傈僳人的族群认同的表述、文化表征和对它们的阐释、族群形象的建构等，理解为三个基本的场景和展演方式：首先是“国家/华夏”场景中宏大的话语体系。其中，有古永傈僳人“自下而上”的通过传说、仪式展演中呈现出来的“国家在场”，也包括“自上而下”的通过典籍、文本、图像、形象而形成的傈僳族形象；其次是建立在地方性场景下的以傈僳人和汉人交往互动为主的日常生活中的符号、形象、话语的交替呈现，在此之中，傈僳人的认同和认同展演显示为混杂模糊的状态且富有情境性；最后是“族群/家庭”内部中的主要通过传说、仪式等与身体有关的言说、动作等象征符号表述和传承的族群认同。该层级的展演场景中的认同展演，型塑了古永傈僳人的自我认同中的核心层面，对于传统上并无文字的古永傈僳人地方性知识的传承也异常重要。
笔者认为，上述层面的古永傈僳人的形象呈现综合起来，与族群认同的口述一起，构成了族群认同的展演场域。正是在这个场域内，族群认同和族群认同的表征互相交织与影响，提供族群认同的建构、发展和流变的各种可能性。
最后，通过讨论传统上并无文字的古永傈僳人的例子，笔者把族群内部基于原生情感的认同和认同展演看做一维，作为与国家/民族及意识形态建构论、工具论同时存在且不能化约的一个维度，对过往研究中针对华夏边缘的族群认同的理解模式进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