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1世纪初以来，生态移民工程作为我国政府保护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并帮助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全国各地逐步实施，而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较差、贫困人口比例较高，移民数量相对较多。三江源生态移民并非简单的人口迁移，还包含了少数民族传统游牧社会向城镇定居的社会机体演化的浓缩过程，在已有的文献中，移民融入行为和移民生计策略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未得到应有重视，尤其在国内尚未得到系统深入的研究，然而，移民融入对生计策略选择的研究直接关系着移民安居乐业与社会稳定发展。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拟从城镇融入视角，从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偏好、生计策略选择行为和生计策略选择效果等不同选择阶段进行深入探索，重点回答以下问题：生态移民城镇融入有哪些维度及测量指标？生态移民城镇融入有何差异性？城镇融入对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偏好的影响差异如何？城镇融入与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行为有怎样的关系？如何评价城镇融入对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的效果？
21世纪初以来，生态移民工程作为我国政府保护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并帮助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全国各地逐步实施，而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较差、贫困人口比例较高，移民数量相对较多。三江源生态移民并非简单的人口迁移，还包含了少数民族传统游牧社会向城镇定居的社会机体演化的浓缩过程，在已有的文献中，移民融入行为和移民生计策略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未得到应有重视，尤其在国内尚未得到系统深入的研究，然而，移民融入对生计策略选择的研究直接关系着移民安居乐业与社会稳定发展。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拟从城镇融入视角，从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偏好、生计策略选择行为和生计策略选择效果等不同选择阶段进行深入探索，重点回答以下问题：生态移民城镇融入有哪些维度及测量指标？生态移民城镇融入有何差异性？城镇融入对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偏好的影响差异如何？城镇融入与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行为有怎样的关系？如何评价城镇融入对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的效果？
基于社会融入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理性行为理论等多种理论，在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与研究成果基础上，阐明了城镇融入对移民生计策略各个选择阶段的作用机理，选取三江源地区509户生态移民户实地调研与数据资料，测度生态移民城镇融入及其各维度的同时，采用多种计量经济模型与研究方法实证分析了生态移民城镇融入对生计策略选择偏好、生态移民城镇融入对生计策略选择行为、生态移民城镇融入对生计策略选择效果等三层面的影响效应，据此提出提升生态移民城镇融入、促进多元化生计策略的政策建议。由前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从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政策实施的动因与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实施的过程，对生态移民的背景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三江源区域的生态移民生计现状进行了分析，根据调研样本，本次调研获取了509份有效样本，其中38.1%的生态移民愿意选择纯农牧型生计，37.6%的生态移民愿意选择兼业型生计，24.3%的生态移民愿意选择非农牧型生计，实际上，目前从事纯农牧型生计的生态移民户有137户，占总样本数的26.9%，目前从事兼业型生计的生态移民户有171户，占总样本数的33.6%，目前从事纯农牧型生计的生态移民户有201户，占总样本数的39.5%；就家庭搬迁类型而言，集体搬迁的移民户有331户，占总样本数的65%，零散搬迁的移民户有178户，占总样本数的35%；就家庭劳动力数量而言，家中有1人或没有劳动力的生态移民户有54户，占总样本数的10.6%，家中有2-3人劳动力数量的生态移民户有176户，占总样本数的34.6%，家中有3-4人劳动力数量的生态移民户有197户，占总样本数的38.7%，家中有5人及以上劳动力数量的生态移民户有82户，占总样本数的16.1%。通过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工程的效益，包括该地区的生态系统恢复效果显著、搬迁后生态移民的生活各方面得到极大改善、生态移民的生活成本增加与后续生计可持续危机和移民工程实施期间出现的文化差异新问题。
(2)针对生态移民城镇融入及其各维度的不同特征研究发现，生态移民城镇融入变量可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4个维度测量。其中，经济融入包括就业状况、收入状况、消费方式与劳动保障等4个指标；社会融入包括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2个指标；文化融入包括语言文化、价值理念、人文理念等3个指标；心理融入包括身份认同、心理距离、满意度等3个指标。同时，受访的三江源地区移民城镇融入普遍处于中等水平，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的测量值分别是2.96、3.15、2.93和2.68，可见，城镇融入的各个维度的测量值按照由高到底的顺序分别是社会融入>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心理融入。生态移民城镇融入不仅存在各维度的特征差异，而且不同群体的城镇融入及其各维度的特征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本章中主要针对性别与代际两方面进行分析，通过对不同人群的城镇融入各个维度特征研究发现，新一代移民在各方面的融入状况普遍高于老一代移民，尤其是新一代移民的心理融入高于老一代移民，而男性移民与女性移民的融入状况差别并不十分显著。
(3)城镇融入各维度总指数对三江源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偏好有不同的显著性影响，且针对不同类型的生计策略选择偏好存在影响差异。就经济融入而言，经济融入水平的高低并不影响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选择纯农牧型、兼业型、非农牧业型生计的选择概率；就社会融入而言，社会融入水平越高，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与非农牧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高，且这种正向关系对于移民选择非农牧型生计策略的影响更大；就文化融入而言，文化融入水平越高，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与非农牧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高；就心理融入而言，心理融入水平越高，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同时，移民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与心理融入等四维度分别对生计策略偏好存在内在作用机理。经济融入中包括就业状况、收入状况、消费方式与劳动保障四个子变量，其中就业状况与收入状况在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偏好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作用。相对于纯农牧型生计策略而言，就业状况越乐观，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选择非农牧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相对于纯农牧型生计策略而言，收入状况越佳，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小，选择非农牧型生计策略的概率更大。社会融入中包括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两个子变量，均在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偏好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作用。相对于纯农牧型生计策略而言，社会参与度越高，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的概率最大；相对于纯农牧型生计策略而言，社会交往越多生态移民，选择非农牧型生计策略概率最高。文化融入中包括语言文化、价值观念和人文理念三个子变量，均在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偏好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作用。相对于纯农牧型生计策略而言，语言差异越大，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选择纯农牧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相对于纯农牧型生计策略而言，价值观念越相似，生态移民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和非农牧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且这种正向关系对移民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的影响更大；相对于纯农牧型生计策略而言，移民与当地居民的人文理念越接近，他们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心理融入中包括身份认同、心理距离和满意度三个子变量，均在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偏好中发挥着不同的影响作用。相对于纯农牧型生计策略而言，移民身份若被当地居民所认同，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选择兼业型和非农牧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相对于纯农牧型生计策略而言，移民的心理距离越接近当地居民，其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与非农牧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高；对于纯农牧型生计策略而言，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对搬迁后的生活满意度越高，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与非农牧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高，且这种正向关系对于移民选择非农牧型生计策略的影响更大。
(4)生态移民城镇融入对不同类型生计策略行为的影响各有不同。首先，生态移民城镇融入对纯农牧型生计策略选择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经济融入对纯农牧型生计策略选择行为更具显著影响作用，其中就业状况和收入状况对纯农牧型生计策略选择行为影响更加显著；社会融入中社会交往变量对纯农牧型生计策略选择行为尤为显著；文化融入与心理融入对纯农牧型生计策略选择行为均没有显著影响作用。控制变量中对纯农牧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影响最大显著的是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其次是人力资本，此外，移民选择纯农牧型生计策略行为不仅与性别有关，还与年龄有关，纯农牧型生计更适合男性，且年纪越大，其越不容易掌握新的技术，越倾向于继续以往的纯农牧型生计。其次，生态移民城镇融入对兼业型生计策略选择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为深入分析，将兼业型生计策略选择行为分为参与兼业行为的决策、兼业行为程度两阶段，发现城镇融入总指数对生态移民参与兼业行为的决策、兼业行为程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进一步解析城镇融入异质性对生态移民兼业型生计行为的作用机制，分别探讨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四个维度对生态移民兼业型生计行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与心理融入对生态移民参与兼业型生计行为的决策与兼业程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与心理融入对生态移民参与兼业型生计行为的决策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心理融入对生态移民兼业程度的影响显著。最后，生态移民城镇融入对非农牧型生计策略选择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经济融入中的劳动保障变量对非农牧型生计策略选择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社会融入中社会参与对非农牧型生计策略选择行为尤为显著；文化融入中价值观念变量与人文理念均显著影响非农牧型生计策略选择行为，其中人文理念变量的影响仍然最为显著；心理融入中心理距离与移民满意度对非农牧型生计策略选择行为都是具有显著影响作用的。控制变量中对非农牧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影响最大显著的是生态移民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此外，移民选择非农牧型生计策略行为与年龄有关，生态移民年纪越大，其越不容易掌握新的技术，越倾向于继续以往的纯农牧型生计。
(5)移民在搬迁后，城镇融入决定占多数，即87.81%的移民融入意愿较高，但33.93%的移民在调研时仍未实现城镇生活的高融入度，移民高效率的融入城镇生活有待进一步提升。主要原因是多数生态移民搬迁前属于游牧民，虽然融入城镇的意愿较强，但受到语言、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因素制约，有别于农民工群体，实现城镇生活的高融入还需进一步加强。移民的城镇融入决定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和地理区位差异，其中，文化程度高、掌握一些技能或愿意参加各类活动的男性移民更易决定融入城镇，年龄与移民的城镇融入决定存在倒U型关系，相较于玉树，海西、黄南、果洛的移民更易倾向于决定融入城镇生活。这与海西打造循环产业集群有直接关系，加之黄南、果洛相对玉树而言，距离省会西宁较近，对城镇生活的融入意愿较高，符合调研实际情况。家庭异质性对移民城镇融入程度影响最大的因素，地理区位因素次之，其中，家庭的借款难度、亲朋好友数对移民城镇融入程度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农牧业机械数量和总劳动力数对移民城镇融入程度具有负向显著影响，同时相对于玉树，黄南与海南州的移民融入程度略低一些。可能的原因是黄南、果洛对农牧业依赖程度更高，移民在城镇生活的融入程度上受到一定的制约。移民的城镇高融入度对提高其家庭收入具有显著影响。由于存在不可观测变量导致的选择性偏差问题，运用内生转换模型分析后，发现高融入度有助于移民家庭收入的提高25.14%。
(6)基于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应通过注重生态移民群体差异，创造促使移民城镇融入的有利条件；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促进移民生计多元化；配置优化各类资本禀赋，鼓励生态移民选择适合自身的生计策略偏好；加强各类资本的转化能力，促进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行为；强化主人翁意识，通过差别化政策制定来改善生计策略选择效果等方式解决。
21世纪初以来，生态移民工程作为我国政府保护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并帮助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全国各地逐步实施，而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较差、贫困人口比例较高，移民数量相对较多。三江源生态移民并非简单的人口迁移，还包含了少数民族传统游牧社会向城镇定居的社会机体演化的浓缩过程，在已有的文献中，移民融入行为和移民生计策略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未得到应有重视，尤其在国内尚未得到系统深入的研究，然而，移民融入对生计策略选择的研究直接关系着移民安居乐业与社会稳定发展。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拟从城镇融入视角，从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偏好、生计策略选择行为和生计策略选择效果等不同选择阶段进行深入探索，重点回答以下问题：生态移民城镇融入有哪些维度及测量指标？生态移民城镇融入有何差异性？城镇融入对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偏好的影响差异如何？城镇融入与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行为有怎样的关系？如何评价城镇融入对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的效果？
基于社会融入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理性行为理论等多种理论，在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与研究成果基础上，阐明了城镇融入对移民生计策略各个选择阶段的作用机理，选取三江源地区509户生态移民户实地调研与数据资料，测度生态移民城镇融入及其各维度的同时，采用多种计量经济模型与研究方法实证分析了生态移民城镇融入对生计策略选择偏好、生态移民城镇融入对生计策略选择行为、生态移民城镇融入对生计策略选择效果等三层面的影响效应，据此提出提升生态移民城镇融入、促进多元化生计策略的政策建议。由前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从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政策实施的动因与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实施的过程，对生态移民的背景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三江源区域的生态移民生计现状进行了分析，根据调研样本，本次调研获取了509份有效样本，其中38.1%的生态移民愿意选择纯农牧型生计，37.6%的生态移民愿意选择兼业型生计，24.3%的生态移民愿意选择非农牧型生计，实际上，目前从事纯农牧型生计的生态移民户有137户，占总样本数的26.9%，目前从事兼业型生计的生态移民户有171户，占总样本数的33.6%，目前从事纯农牧型生计的生态移民户有201户，占总样本数的39.5%；就家庭搬迁类型而言，集体搬迁的移民户有331户，占总样本数的65%，零散搬迁的移民户有178户，占总样本数的35%；就家庭劳动力数量而言，家中有1人或没有劳动力的生态移民户有54户，占总样本数的10.6%，家中有2-3人劳动力数量的生态移民户有176户，占总样本数的34.6%，家中有3-4人劳动力数量的生态移民户有197户，占总样本数的38.7%，家中有5人及以上劳动力数量的生态移民户有82户，占总样本数的16.1%。通过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工程的效益，包括该地区的生态系统恢复效果显著、搬迁后生态移民的生活各方面得到极大改善、生态移民的生活成本增加与后续生计可持续危机和移民工程实施期间出现的文化差异新问题。
(2)针对生态移民城镇融入及其各维度的不同特征研究发现，生态移民城镇融入变量可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4个维度测量。其中，经济融入包括就业状况、收入状况、消费方式与劳动保障等4个指标；社会融入包括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2个指标；文化融入包括语言文化、价值理念、人文理念等3个指标；心理融入包括身份认同、心理距离、满意度等3个指标。同时，受访的三江源地区移民城镇融入普遍处于中等水平，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的测量值分别是2.96、3.15、2.93和2.68，可见，城镇融入的各个维度的测量值按照由高到底的顺序分别是社会融入>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心理融入。生态移民城镇融入不仅存在各维度的特征差异，而且不同群体的城镇融入及其各维度的特征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本章中主要针对性别与代际两方面进行分析，通过对不同人群的城镇融入各个维度特征研究发现，新一代移民在各方面的融入状况普遍高于老一代移民，尤其是新一代移民的心理融入高于老一代移民，而男性移民与女性移民的融入状况差别并不十分显著。
(3)城镇融入各维度总指数对三江源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偏好有不同的显著性影响，且针对不同类型的生计策略选择偏好存在影响差异。就经济融入而言，经济融入水平的高低并不影响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选择纯农牧型、兼业型、非农牧业型生计的选择概率；就社会融入而言，社会融入水平越高，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与非农牧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高，且这种正向关系对于移民选择非农牧型生计策略的影响更大；就文化融入而言，文化融入水平越高，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与非农牧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高；就心理融入而言，心理融入水平越高，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同时，移民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与心理融入等四维度分别对生计策略偏好存在内在作用机理。经济融入中包括就业状况、收入状况、消费方式与劳动保障四个子变量，其中就业状况与收入状况在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偏好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作用。相对于纯农牧型生计策略而言，就业状况越乐观，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选择非农牧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相对于纯农牧型生计策略而言，收入状况越佳，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小，选择非农牧型生计策略的概率更大。社会融入中包括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两个子变量，均在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偏好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作用。相对于纯农牧型生计策略而言，社会参与度越高，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的概率最大；相对于纯农牧型生计策略而言，社会交往越多生态移民，选择非农牧型生计策略概率最高。文化融入中包括语言文化、价值观念和人文理念三个子变量，均在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偏好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作用。相对于纯农牧型生计策略而言，语言差异越大，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选择纯农牧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相对于纯农牧型生计策略而言，价值观念越相似，生态移民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和非农牧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且这种正向关系对移民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的影响更大；相对于纯农牧型生计策略而言，移民与当地居民的人文理念越接近，他们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心理融入中包括身份认同、心理距离和满意度三个子变量，均在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偏好中发挥着不同的影响作用。相对于纯农牧型生计策略而言，移民身份若被当地居民所认同，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选择兼业型和非农牧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相对于纯农牧型生计策略而言，移民的心理距离越接近当地居民，其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与非农牧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高；对于纯农牧型生计策略而言，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对搬迁后的生活满意度越高，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与非农牧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高，且这种正向关系对于移民选择非农牧型生计策略的影响更大。
(4)生态移民城镇融入对不同类型生计策略行为的影响各有不同。首先，生态移民城镇融入对纯农牧型生计策略选择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经济融入对纯农牧型生计策略选择行为更具显著影响作用，其中就业状况和收入状况对纯农牧型生计策略选择行为影响更加显著；社会融入中社会交往变量对纯农牧型生计策略选择行为尤为显著；文化融入与心理融入对纯农牧型生计策略选择行为均没有显著影响作用。控制变量中对纯农牧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影响最大显著的是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其次是人力资本，此外，移民选择纯农牧型生计策略行为不仅与性别有关，还与年龄有关，纯农牧型生计更适合男性，且年纪越大，其越不容易掌握新的技术，越倾向于继续以往的纯农牧型生计。其次，生态移民城镇融入对兼业型生计策略选择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为深入分析，将兼业型生计策略选择行为分为参与兼业行为的决策、兼业行为程度两阶段，发现城镇融入总指数对生态移民参与兼业行为的决策、兼业行为程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进一步解析城镇融入异质性对生态移民兼业型生计行为的作用机制，分别探讨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四个维度对生态移民兼业型生计行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与心理融入对生态移民参与兼业型生计行为的决策与兼业程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与心理融入对生态移民参与兼业型生计行为的决策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心理融入对生态移民兼业程度的影响显著。最后，生态移民城镇融入对非农牧型生计策略选择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经济融入中的劳动保障变量对非农牧型生计策略选择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社会融入中社会参与对非农牧型生计策略选择行为尤为显著；文化融入中价值观念变量与人文理念均显著影响非农牧型生计策略选择行为，其中人文理念变量的影响仍然最为显著；心理融入中心理距离与移民满意度对非农牧型生计策略选择行为都是具有显著影响作用的。控制变量中对非农牧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影响最大显著的是生态移民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此外，移民选择非农牧型生计策略行为与年龄有关，生态移民年纪越大，其越不容易掌握新的技术，越倾向于继续以往的纯农牧型生计。
(5)移民在搬迁后，城镇融入决定占多数，即87.81%的移民融入意愿较高，但33.93%的移民在调研时仍未实现城镇生活的高融入度，移民高效率的融入城镇生活有待进一步提升。主要原因是多数生态移民搬迁前属于游牧民，虽然融入城镇的意愿较强，但受到语言、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因素制约，有别于农民工群体，实现城镇生活的高融入还需进一步加强。移民的城镇融入决定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和地理区位差异，其中，文化程度高、掌握一些技能或愿意参加各类活动的男性移民更易决定融入城镇，年龄与移民的城镇融入决定存在倒U型关系，相较于玉树，海西、黄南、果洛的移民更易倾向于决定融入城镇生活。这与海西打造循环产业集群有直接关系，加之黄南、果洛相对玉树而言，距离省会西宁较近，对城镇生活的融入意愿较高，符合调研实际情况。家庭异质性对移民城镇融入程度影响最大的因素，地理区位因素次之，其中，家庭的借款难度、亲朋好友数对移民城镇融入程度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农牧业机械数量和总劳动力数对移民城镇融入程度具有负向显著影响，同时相对于玉树，黄南与海南州的移民融入程度略低一些。可能的原因是黄南、果洛对农牧业依赖程度更高，移民在城镇生活的融入程度上受到一定的制约。移民的城镇高融入度对提高其家庭收入具有显著影响。由于存在不可观测变量导致的选择性偏差问题，运用内生转换模型分析后，发现高融入度有助于移民家庭收入的提高25.14%。
(6)基于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应通过注重生态移民群体差异，创造促使移民城镇融入的有利条件；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促进移民生计多元化；配置优化各类资本禀赋，鼓励生态移民选择适合自身的生计策略偏好；加强各类资本的转化能力，促进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行为；强化主人翁意识，通过差别化政策制定来改善生计策略选择效果等方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