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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围绕高深知识开展工作的地方。知识经济的来临使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中心，大学承担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的生产知识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之下，如何获取更多的学术资源，如何更好地促进知识的产出成为当今大学变革的主题。生产方式是大学知识生产变革的核心力量，也是区分各个时代大学的标志。作为对理论和实践的回应，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研究正是在这背景中展开的。
知识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生产力方面体现为知识的认识维度，由认识模式和认识手段两个要素构成；生产关系体现为大学的组织维度，由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两个要素构成。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化就体现在认识维度与组织维度之间的互动上。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组织，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以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为统一的组合体；以学科为基础的组织结构；以学术自由为“元规则”的制度安排。大学组织的特性深刻影响了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化。
从历史演化的轨迹来看，西方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经历了“书斋型”、“实验室型”以及“企业型”三个阶段的转换。“书斋型”是大学初始的知识生产方式，从中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近代。“书斋型”是一种哲学思辨式的认识模式，是以个体为主通过逻辑方法获得确证的哲学知识。大学由此发展出以学术自由为基础的大学自治，以讲座为基础的研究和学习组织，以辨证法等逻辑推理为主的研究和教学方法，学术自由与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共同激励和规范大学的知识生产。“实验室型”知识生产方式标志着现代大学的到来。在认识维度上，“实验室型”是一种“纯科学”的认识模式，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而在教学上则强调对学生进行严格的科学训练；在组织维度上，大学形成了学科和院系相互交叉的组织结构，研究生教育的分化使得教学和科研开始以新的形式结合。大学的知识生产不再是以个体为主的生产方式，而是变为“学术共同体”内的集体化的生产，大学与政府和社会之间形成“集体契约”的关系，学术自由和社会责任结合在一起成为大学知识生产的激励与规范原则。“企业型”大学知识生产方式虽然出现的时间短暂，但是已经深深地改变了大学的形貌，大学产生了新的认识模式，沟通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开发研究的渠道，扩大了大学知识生产的空间和能力，学、研、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组织结构上，大学形成了学科、院系以及以项目为基础的团队之间更为复杂的组织结构；学术自由、社会责任以及利益驱动结合在一起成为大学新的激励与约束制度，创业文化成为新的大学文化，大学和政府以及企业改变了“二元对立”模式，实现了有机结合，共同构筑国家创新体系。
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化有三个特征：首先，是自创生的；其次，不同阶段之间有一种继承和超越的关系，使得层次不断跃升，复杂性不断增长；第三，是一个渐变中的突变过程。
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化是大学通过内部动力机制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以增加自身的有序性和组织结构演化的自组织过程。这种内在的动力机制包括两个方面：正反馈和负反馈，一方面促使大学知识生产不断地向更高水平发展，一方面维系大学知识生产的目的性。大学知识生产方式能否发生自组织演化的关键在于遵循一定的制约机制。从广义上说，大学知识生产方式自组织演化制约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制度性制约机制，社会对于大学知识生产实行非特定干预；物质性制约机制，社会要为大学知识生产提供需求空间和资源供给；文化性制约机制，社会要形成大学知识生产方式发生自组织演化的文化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的知识论没有脱离过实在论和实践论，而是依附于外在目标而设定的，即“内圣外王”，对内实现个人道德的完善，对外实现政治抱负。由于这种伦理化和政治化特征，中国传统大学不管是官学还是私学都包含在社会的“一体化”结构之中，未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机构。“庙堂型”是对中国传统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合适比喻。“实验室型”和“企业型”大学知识生产方式都不是中国本土内生的，而是外来移植的产物，整体上不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先突变后渐变的过程。
通过分析历史上“李约瑟问题”以及当代的“体制迷墙”，可以看出，中国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化主要不是依靠自组织机制而是在他组织约束下的制度安排。这是造成中国大学知识生产危机的实质，它使得大学知识生产内部各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发生紊乱，从而丧失自我发展的内部动力。实现由他组织到自组织机制的转变才是中国大学知识生产方式变革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