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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郭沫若由浪漫主义诗人转变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研究逐渐深入，形成了重要结论，但对于其文艺思想转变的具体原因研究尚不充分，生成的具体时间也缺乏清晰、统一的定论。关于其文艺思想转变的研究，目前有“突变论”和“渐变论”两种看法：持“突变论”者，以郭沫若自述为主要依据，认为在1924年郭沫若对于日本学者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翻译使其思想发生转变，因翻译此书而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性的背光”，持此种观点的主要有海外和台湾学者。此观点割裂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忽略了实践在人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持“渐变论”者，将郭沫若思想的转变看作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认为这一过程是实践和理论双重参与的结果，持此种观点的有靳明全、冯望岳等学者。但此论点忽略了时代背景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要指引作用，也未强调在1924年以前郭沫若接受的文艺思想对其思想转变的影响。两种观点都未厘清郭沫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生成的原因，尚存争议之处。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联系、全面的眼光重新审视郭沫若思想转变，将时代潮流与作家个人实践体验作为思想转变的形成背景，将1924年以前郭沫若接受的文艺思想作为转变的思想基础，将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为促使作家文艺思想转变的直接理论来源，细致、全面地探求郭沫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生成的内外机理。首先，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工人革命运动的兴起及共产党的成立引领近代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郭沫若参与宜兴调查、经历“五卅”惨案，投身北伐战争等实践活动，为其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生成提供了现实可能；其次，积极浪漫主义思想中勇于批判社会现实、敢于斗争反抗的精神和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同思想、积极入世观念及“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共通之处，因此成为其思想转变的基础；最后，日本和苏俄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其思想转变最直接的理论来源。
在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影响下，郭沫若形成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围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他将文艺的本质看作“客观和主观、再现和表现、反映和创造的统一”。基于以上理解，他的革命文学涵盖了作家与时代、作品与时代、作家与大众、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等诸多内容。立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郭沫若在不同的时代对文艺做出不同的阐释，其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中国左翼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不仅弘扬了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同时也提高了创造社会文化的自觉性，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发展带来启示，为新时代背景下开展文艺工作提供了理论借鉴。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联系、全面的眼光重新审视郭沫若思想转变，将时代潮流与作家个人实践体验作为思想转变的形成背景，将1924年以前郭沫若接受的文艺思想作为转变的思想基础，将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为促使作家文艺思想转变的直接理论来源，细致、全面地探求郭沫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生成的内外机理。首先，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工人革命运动的兴起及共产党的成立引领近代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郭沫若参与宜兴调查、经历“五卅”惨案，投身北伐战争等实践活动，为其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生成提供了现实可能；其次，积极浪漫主义思想中勇于批判社会现实、敢于斗争反抗的精神和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同思想、积极入世观念及“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共通之处，因此成为其思想转变的基础；最后，日本和苏俄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其思想转变最直接的理论来源。
在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影响下，郭沫若形成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围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他将文艺的本质看作“客观和主观、再现和表现、反映和创造的统一”。基于以上理解，他的革命文学涵盖了作家与时代、作品与时代、作家与大众、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等诸多内容。立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郭沫若在不同的时代对文艺做出不同的阐释，其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中国左翼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不仅弘扬了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同时也提高了创造社会文化的自觉性，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发展带来启示，为新时代背景下开展文艺工作提供了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