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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政治心理学是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融合的产物。诸多重要的政治问题，多个分支的心理学科，这些特点意味着通往政治心理学并无固定的理论路径。关注弗洛姆对政治心理学相关问题的讨论，应了解其具体的理论路径。在弗洛姆的理论资源中，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对其影响最深。双重理论背景是弗洛姆整合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的独到优势，而这一整合即是弗洛姆涉足政治心理学研究领域的理论基础。 整合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是20世纪西方学者为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的一次重要尝试。弗洛姆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注重借鉴马克思的宏观理论视野、异化理论与辩证思维以及弗洛伊德的微观理论视野、潜意识理论与释梦等相关研究方法，试图实现一种有机的理论整合。在20世纪30年代的十年内，弗洛姆的理论整合完成了双重转变。不仅晚年弗洛伊德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成为整合的新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学说在理论整合中逐渐确立了主导地位。 弗洛姆的人格理论是这一理论整合的产物，亦是其进入政治心理学的一个切入点。弗洛姆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基础上，更多强调塑造人格的社会根源，而非弗洛伊德的生物根源。纳粹主义的兴起不仅是弗洛姆涉足政治心理学的时代背景，亦成为他的研究对象。 弗洛姆认为德国民众普遍体现出的权威主义人格是纳粹主义兴起的心理根源。由于受虐倾向与施虐倾向在这一人格中居主导地位，弗洛姆将权威主义人格又称为施虐——受虐人格。受虐是人从贬低、羞辱、折磨的痛苦中得到快乐。深感自卑、无能为力、个人的微不足道是其常见的表现形式。对自己的贬低否定，使自己成为权威的一部分，从而获得归属感、安全感。施虐倾向是通过对他人的折磨、羞辱、奴役中获得满足，因而施虐者易有权力欲与破坏欲。 施虐倾向与受虐倾向虽截然相反，却有共同根源，即人的孤独、无力、渺小。施虐者与受虐者以各自方式摆脱人的这一处境。自己成为权威的一部分，或把自己塑造成权威，个体丧失了完整性与独立性。由于根源相同，施虐倾向与受虐倾向可以相互转化并构成一种共生关系。 权威主义人格与权威有内在的联系。弗洛姆认为权威建立在人与人优劣关系的基础上。以合理性为依据，将权威划分为理性权威与非理性权威;以权威的表现形式为标准，分为外在权威、内在权威以及匿名权威。通过对暴力的细致划分，源自权威主义人格的暴力不是最严重的，但在恶劣的社会、个人环境中，可能演变为恋尸症。 1918年到1933年的德国连续出现政治动荡与经济危机。权威体系两次崩溃，两次重建。在动荡的社会局势下，德国民众普遍感到自己的无力、渺小。在这一背景下，民众，尤其是下层中产阶级的权威主义人格逐渐明显并成为纳粹主义主要的社会基础。纳粹主义的意义形态体现出明显的施虐、受虐倾向。希特勒是这一阶层典型代表，而且发展为严重的退化综合症。 弗洛姆借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以美国为个案对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展开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以心理学的视角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弗洛姆认为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的美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资本主义的抽象特征表现更为明显。资本主义不仅赋予民众更多的自由，也将其塑造为具有新型人格的现代人。弗洛姆将这一人格称为市场型人格。拥有这种人格的个体，将自己完全寄托于市场或他人。一切行为都为了迎合市场或他人的需求，真实的自我受到压制。当个体将自我视为一个陌生的人或有价值的商品，并以商品的眼光审视世界、他人时，就表现出一种异化人格。 生活在自由民主社会的现代人感到自己的孤独、无力、渺小。与此同时，社会的权威体系逐渐由匿名与非理性权威组成，这一隐秘的权威体系对现代人有强大的控制力，而人却难以察觉。这进一步增加了现代人的孤独感、无力感。于是，应对孤独处境的新机制应运而生:普遍趋同。通过把自己变为完全符合市场、他人要求的机器人，以此摆脱孤独的处境。 在普遍异化的自由民主社会，政治领域也被异化。市场精神在这一领域得到充分体现，将政治领域塑造为政治市场。民众极易受外界的影响和操纵，自己的真实愿望得不到准确的表达，选举失去了它主要价值。在异化的政治领域中，政治权威以多数的面貌出现。同匿名权威一样，多数权威存而不显，又无处不在。它虽然温和，却空前有力。面对这种赋予正确、道德色彩的政治权威，加剧了现代人的无能为力感。 为解决自由民主社会的政治异化，弗洛姆主张在小规模的团体中进行各种讨论，使人的观点得到充分、真实的表达，真正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这种团体将成为国家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确保由下到上的沟通机制的有效性。尽管弗洛姆的这一方案实现难度极大，但其中仍然蕴含着诸多真知灼见。 对美国与德国予以比较后，弗洛姆认为两者的危机有其共同的病源:现代人的孤独、无力、渺小。现代资本主义赋予了人越来越多的自由，权威体系的日益隐蔽，成为现代人孤独无力的主要根源。德美两国都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这一特征表现的也最明显。得到自由、能力增强的现代人无法承受自由带来的沉重负担，为应对共同的困境，出现了权威主义人格和趋同这两种不同的逃避自由机制。 弗洛姆认为，在中世纪晚期，人类开始获得了整体意义上的自由。传统权威体系的解体，现代自由产生。现代人在获得自由的初始阶段，自由的辩证特征——正负效应即有明显的体现。正是从早期开始，孤独、无力等心理成为现代人的普遍心态。为了摆脱这一新的困境，宗教改革应运而生。通过对现代人困境的解答，新教伦理获得了刚刚得到自由的人的高度共鸣。正是借助于宗教改革，资本主义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它在赋予人更多自由的同时，让人变得更加孤独。从此，自由也成了现代人的一个负担。弗洛姆以多个视角对自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既有对自由动态的历史考察，亦对其进行了静态的理论分析，并揭示了自由与权威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内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