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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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幸福,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追求,更是全社会的共同目标。旅游产业作为“五大幸福产业之首”,能够从精神和物质上提升居民幸福感。旅游产业发展的幸福增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层面。李克强总理提出,重视旅游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拉动消费、缓解就业压力、产业关联性强、投资回报率高等方面的优势作用。同时,旅游产业发展在缩小收入差距、改善基础建设等方面产生社会效益,能够促进居民幸福感。但是过于重视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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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幸福,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追求,更是全社会的共同目标。旅游产业作为“五大幸福产业之首”,能够从精神和物质上提升居民幸福感。旅游产业发展的幸福增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层面。李克强总理提出,重视旅游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拉动消费、缓解就业压力、产业关联性强、投资回报率高等方面的优势作用。同时,旅游产业发展在缩小收入差距、改善基础建设等方面产生社会效益,能够促进居民幸福感。但是过于重视旅游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包括环境破坏、强迫购物、恶性抬价等,这些问题已经对居民幸福感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当旅游产业发展中产生的社会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超过了经济效益带来的正面影响时,旅游产业发展的幸福增进效应会显著下降,出现旅游“幸福悖论”。因此本研究验证分析旅游产业发展与居民幸福感的长期关系。按照“问题提出—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研究设计—实证结果分析—研究结论与研究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第一,系统阐述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提出研究创新,明确研究框架;第二,对幸福感与旅游产业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幸福感的测量方法、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以及旅游与幸福感的相关文献;第三,提出本研究主要的理论基础,包括了收入决定论、相对剥夺理论和适应性水平理论,并提出研究假设;第四,阐述数据来源,分析研究变量的选择和处理,指明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模型;第五,在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和假设检验;第六,结合假设检验结果总结研究结论,提出研究建议和研究局限。本研究主要分析旅游产业发展、居民收入差距和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11、2012、2013、2015和2017年的调查数据,首先检验“幸福悖论”在中国情境下是否存在,运用有序Logit回归分析旅游产业发展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以及居民收入差距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再选择Ordered Probit模型与替换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随后,对中介变量居民收入差距进行探讨,采用温忠麟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考察旅游产业发展能否通过缩减居民收入差距,进而对居民幸福感产生积极作用。由于个人的发展受到个体身份差异的影响,因此最后探讨性别、户籍和职位阶层构成的个体身份差异对居民收入差距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同时运用Bootstrap法进一步验证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旅游产业发展会对居民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2）居民收入差距存在显著遮掩效应,旅游产业发展通过缩减居民收入差距,进而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3）个体身份差异能够显著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在旅游产业发展与居民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首先,户籍能够显著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遮掩效应,在农村户籍群体中,居民收入差距的遮掩效应显著小于非农户籍群体;其次,性别能够显著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遮掩效应,在女性群体中,居民收入差距的遮掩效应显著小于男性群体;最后,职位阶层能够显著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遮掩效应,在体力劳动者群体中,居民收入差距的遮掩效应显著小于非体力劳动者群体。本研究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1）权衡旅游产业发展中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重视旅游产业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综合影响;（2）旅游产业发展通过缩减居民收入差距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3）改善个体身份差异不平等分割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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