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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想象中,农村社会仍然保持着传统社会的“守望相助”,人与人之间仍保持着相互信任的氛围。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变化为“半熟人社会”。村民之间传统的交往约束力失效,人际关系趋于工具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村民不仅具备了违背传统道德的理由,而且违背传统道德的人具备了自由迁出从而逃避责任的机会。这就导致人们行动的工具理性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农村社会信任状况势必发生巨大的变化,需要我们进行重新的调查研究。 通过对农村社会的信任转变研究可以看到,人际信任通过积极建构逐渐向关系型信任转化,村民借此增强关系,扩大信任半径。拟亲化手段是人们建构自己社会信任体系的重要方法。拟亲化手段主要是将关系型信任的标准套用到人际信任上,使人际信任向关系型信任转化。在第4章关于礼品的探讨中我们发现随着城市化进程,农民进入城市,具有亲缘关系的人之间逐渐疏远,相互信任关系淡化,而村民正是通过人际信任所需要的各种手段来维系亲缘关系型信任。关系型信任不再是单纯的差序格局的模式,而是在其中掺入了利益和手段因素。关系型信任掺入利益和手段因素之后向人际信任转化,而同时人际信任利用拟亲化手段向关系型信任转化,他们逐步呈现一体化的进程。这种一体化进程强化了身份信任,这使当地村民具有更强的社会信任。 关系型信任的各种基本评判标准得到社会认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共享的习俗和规则,是关系型信任逐步转变为分工信任的方式。村干部长期以来受到村民的不信任,究其原因是这个群体里人员的文化素质不高,并且有一些道德品质恶劣的人员,他们破坏了基层政府在村民心中的形象。加强村干部队伍素质建设,树立起村干部这一群体的从业资格和道德标准,恢复村民对这一群体的社会分工的认可,从而建构起基层社会分工信任。 村民都不再满足于自身在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极力提升自身在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有一部分村民通过招工转化为工人,有一部分村民利用技术和资本进行个体化经营,还有一部分村民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希望子女能够跳出“农门”。改变自身在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就可以改变自身的分工信任地位。农村社会中间组织正处于兴起阶段,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政府进行良好的引导,中间组织本身就是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个环节,这一环节的完善有利于分工信任的建立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