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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儒学自明代开始崛起，陈白沙标揭“道”的至上地位，讲学江门，弟子一百零六人，形成一隐逸主义的精神共同体，岭学开始闻名天下;白沙授之湛若水，门户益盛，受业著录四千余人，当时称为广宗，与王守仁的浙宗同分心学讲席。湛若水在西樵山等地构书院、祭祀白沙，宣讲白沙心学;同时还有南海方献夫、霍韬，以及潮州王门弟子薛侃等聚士林下，或宣讲心学，或暗自修习，掀起了一场广东书院的心学运动。在这场书院心学运动中，广东地域的“道”不仅展现了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异的学术风采，也替代了岭北学术精英的“道”占据广东书院的传统;表达了书院要求展现地域文化个性的立场，呈现了地方与国家、地方与地方之间学术文化互动的复杂形态。 从陈白沙的“静中养出端倪”到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蕴涵了从修道意义到修道方式的巨大嬗变。陈白沙赋予至上的“道”以无须凭靠挂依的自身合目的性，提出道“不可言状”，诵读经籍无法得道，“为道当求诸心”的教育理念，并通过自然自由的“境语”和“诗语”两种智慧的传道方式，解决语言与实在之间的紧张，完成无法言传的“道”的教育传递任务。湛若水则通过书院制度的建置，把崇尚质朴自然的白沙心学整合进书院教学之中，重新认可经籍阅读的必要，进而提出明心修身与读书科举合一的教育理念，结果与白沙心学的修道意义与修道方式发生了方向性的偏移，是一值得深思的教育悖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