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0年代西奥多·W·舒尔茨率先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并强调了人力资本在产出中的被忽视了的固有作用,他说:“产量的增长率一直比测定到的基本资源增加率要大得多。这个难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一直在使用的资本和劳动是经过纯化和狭义化的,这就是说这些资源的许多质量改进都被排除在外了。”
具体到近代上海的情况。近代上海在数十年内从一个普通的埠际贸易港崛起为中国工商业之都。与此同时,其人口在约一个世纪内增加了9倍多,人口素质也发生了跳跃性的变化——从封建自然经济下的士农工商突变为适应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多形态多层次职业人群。近代上海人口素质的变化从表面上看是与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相伴相生、互为因果的,然而考虑到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巨大跨度,考虑到人力资本的特殊性,在分析近代上海社会经济进步的动力时,却不能不将人的素质的提高置于社会经济进步链环的最前端。
封建体系下,为适应科举而实行的经文教育,以及自然经济所要求的农业、手工业技能,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是基本不相符的。因此,开埠后的上海不得不首先以于中学的方式满足着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出身于封建商人的买办,一方面因对外贸易的率先发展,另一方面因商业知识时代连续性较强,而成为近代上海最先得到人力资本更新的群体之一,他们也因此而得到了近乎垄断性的收益。那些在早期外交事务中与外夷频繁打交道的封建官僚也往往为朝廷所倚重,成为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不仅如此,早期在外侨设立的书馆、学校、医院、市政机关、洋行、工厂等处所工作的华人,也成为了上海人力资本全面近代化的火种,他们与买办、封建官僚一起,成为了上海早期近代化的创造者。
上海近代史离不开移民,由于人力资本依附于人体而存在,因此大规模、多元异质移民的移入等于大规模、多元异质人力资本的输入。以大规模、多元异质人力资本的输入为基础,经由干中学、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在职培训等方式,近代上海渐渐积累起在全国居优势地位的社会人力资本。以数量论,据本文的推算,1933年上海企业主和职业经理人共约7万人,依照上海在12大城市工厂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为中国12大城市总数的36％:工人约67万人,占12大城市工人总数的53.27％。1933年上海自由职业者和职员人数分别约为4万和35万人,虽然没有数据可供比较,但是基于上海全国商业、金融业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它们在全国所占的比例应不会弱于1／3。以质量论,据本文对1933年上海和全国人力资本的估算,上海平均人力资本约为全国平均人力资本的33倍；不仅如此,与物质资本相比,1933年全国平均人力资本仅及平均物质资本的8.25％,而上海平均人力资本则达到了平均物质资本的27.7％。
以大规模、多元异质人力资本的输入为基础,经由干中学、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在职培训等渐渐累积起的社会人力资本及其优势地位的确立,对于近代上海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
首先,以大规模、多元异质人力资本输入为基础、社会人力资本的累积为上海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和技能支撑。早期初到上海的移民具有的只不过是士农工商的身份。到后来随着全国环境的变化,新的职业和阶层不断产生,新型教育方式下移民类别和层次也逐渐复杂化,新、旧式知识分子源源不断地来到上海,新旧式商人源源不断地来到上海,手工艺人和农民源源不断地来到上海。他们经由干中学、教育和在职培训等逐渐转化为新式企业、机关所需要的管理、技术人才和大机器工人,是近代上海得以飞速发展的基础。
其次,由于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主体性,社会人力资本的累积为上海吸纳了近代化发展所需的大规模资金。近代上海的资力,据1936年的统计,包括华资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在内,占到全国金融机构总资力的47.8％。其制造能力,据1933年的统计,在全国12大城市中,工厂数上海占36％,比位居二、三位的广州、天津、北平的总和还多,工业资本总额上海则独占59.6％。
第三,以大规模、多元异质人力资本输入为基础、社会人力资本的累积,为上海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沟通中外及全国各埠贸易、繁荣本地经济的市场支持。上海对外贸易的兴盛,有区位优势的功劳,却首先是人力资本移入和汇聚的结果。且不说一小撮外商和买办在沟通内外贸易中的关键性作用,大规模、多元异质人口本身与外部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汇集着世界各地和全国各地的需求。早期经由洋行传递的各国对丝、茶等产品的需求和后期中国各地对洋货的需求汇集上海,促进了中外贸易在上海的拓展。对外贸易商品在上海的集散,先后带动了国内贸易、交通运输、电讯通讯和新式金融的大发展及制造业的兴盛,最终促成上海确立了近代工业中心的地位。
第四,以大规模、多元异质人力资本输入为基础、社会人力资本的累积推动着上海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变迁。一方面,外侨运用资本主义知识和技能推动着近代上海市政、公用设施及制度建设；另一方面,本国各籍移民亦将原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携入上海。在多元异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杂糅的过程中,资本主义文明因其先进性,在诸多方面成为封建文明仿效的对象,资本主义市场与竞争、科学与民主等意识渐入人心,上海渐至成为全中国近代化程度最深的城市。
最后,以大规模、多元异质人力资本输入为基础、社会人力资本的累积是近代上海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对于起步于封建自然经济的近代中国而言,技术进步最有利的途径是从先进国家引进先进知识和技术,国际移民众多因而与世界联系最为紧密的上海自不例外。不仅如此,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在几百万经由干中学、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在职培训等渐得提升且高度集中的职业人群间传播和改进,会产生巨大的规模效应,从而极大地促进着社会经济整体前进的速度。
社会人力资本累积及其优势在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中促进作用,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可以表述为劳动产出弹性、人口增速、技术进步率、人力资本相对密集度对经济体收敛速度的影响。本文在假定全国各地经济满足科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假定全国资本折旧率均为δ=0.05,假定上海技术进步率为全国技术进步率的2倍的基础上,根据相关数据和考虑了技术进步的索洛一斯旺模型,分别计算了近代全中国和上海绝对收敛的β值。结果表明:近代全国的收敛速度为每年0.022103,上海的收敛速度为每年0.058305。根据这种收敛速度,为消除增长伊始经济所处位置与稳态之间差距的99％,全国作为一个整体需要208年,上海则仅需要79年。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城市近代上海的收敛速度比作为整体的中国要快得多。
社会人力资本累积对整体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根本性的促进作用外,个体人力资本累积对个体收入和社会地位也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
本文通过对20世纪20—40年代上海企业工资差异的实证分析,认为当时教育程度不仅显著影响年龄-收入曲线的起点,而且显著影响曲线的升速和折点的位置。除教育程度外,工资还受年龄、企业工龄和工作经历的影响。其中,年龄大小和有无工作经历影响职工起薪,而企业工龄在年龄-收入曲线出现折点之前与工资的升速成正比。另外,通过对练习生出身职员的考查,也可以发现:在职培训过程中积累的人力资本在培训期结束之后会逐渐为受训者带来超过未接受培训者的收益。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个体在社会流动中的方向、余地和频率虽然深受国籍、阶层、传统观念和行业竞争性的深刻影响,但教育程度、干中学努力、在职培训机会等对个体人力资本流动的影响却最为直接和强烈。首先,教育程度将个体人力资本直接归入了劳工和非劳工阶层,没有受过教育或仅受过一、两年教育者只能在人力资本市场的最底层谋生。其次,个体人力资本累积是劳动者改变即定职业阶层地位的重要途径,如干中学努力之于底层劳动者,教育之于近代上海女性等。
总而言之,本文在系统搜集上海近代人力资本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上海近代人力资本优势及其形成,人力资本水平与工资收入、社会阶层和职业流动的相关性,人力资本与上海近代发展速度等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力资本与上海近代化的紧密联系,乃至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