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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中国与世界在经济、金融领域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与此同时,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也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它们普遍具有逐利性和避险性,有些甚至具有投机性和攻击性。过度的资本流入能够引起宏观经济过热、金融资产泡沫等问题,而当市场预期宏观经济降温或面临国内外金融动荡时,资本的大量撤出又会加速宏观经济下行,加剧金融动荡,导致资产泡沫破裂,最终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正因为此,必须加快研究国际资本流动风险的识别及测度,以便更快更有效地采取相应政策来应对这些风险,从而“最大化”地利用国际资本,在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优势的同时,又合理规避其所带来的风险。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包括长期资本流动、短期资本流动、国际游资)所引致的各种风险(包括汇率风险、外债风险、资产泡沫风险、货币政策独立性风险)进行识别和测度。论文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 第一,在借鉴现有文献研究基础上,梳理和归纳了国际资本流动风险。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会带来通货膨胀、汇率升值、利率降低、资产价格上升等风险,并逐渐演化为经济泡沫。而当市场对宏观经济有下行预期时,或者面临国内外金融动荡时,“金融恐慌”与“羊群效应”又会促使大量资本撤出,从而导致经济泡沫破裂,最终很可能爆发金融危机。国际资本流动风险按照表现形式具体可以分为四类:汇率风险、外债风险、资产泡沫风险以及货币政策独立性风险。 第二,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包括长期资本流动、短期资本流动、国际游资)所可能引致的风险进行了识别。首先,选择现有文献公认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资产泡沫风险指数以及货币政策独立性风险指数作为汇率风险、资产泡沫风险、货币政策独立性风险的代理变量;并根据债务风险的两大来源(债务总量与短期债务占比)以及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的构建方法,构建了外债压力指数。其次,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国际资本流动与各个风险指标之间的关系。最后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对国际资本流动所引致的风险进行识别。 第三,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包括长期资本流动、短期资本流动、国际游资)所引致的风险水平进行了测度与分析。首先,筛选出经Granger因果检验显著的风险指标。其次利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OLS)或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GARCH)建立不同形式的国际资本流动与被筛选出的风险指标之间的关系。最后通过回归模型中的系数关系计算出各风险指标在1%、5%和10%显著水平下的VaR(Value at Risk)值,并通过历史事件对三个VaR(Value at Risk)进行评价,最终选择一个最合适的VaR值作为国际资本流动引致风险的阀值,超过该值说明风险过高,需要采取应对措施来降低风险。 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跨境资本论流动中的长期资本能够带来债务风险,短期资本能够带来汇率风险和债务风险,而国际游资能够带来汇率风险和货币政策独立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