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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悠久的农业文明史，然而历史长河中展现的却并非都是田园牧歌。数千年经济演进中中国小农生产力发展非常缓慢，缓慢到近乎于停滞，清中叶到1949年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原粮产量始终不足盛唐的水平。中国传统小农始终“站在齐颈深的河水中，只要一阵细浪就可以淹没”，在生产力高均衡陷阱中中国传统小农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已经近乎于0。在长期视角，1978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进行的。本文结论表明，截至2006年末多数中国小农家庭收入仅能维持家族延续，生产、投资行为遵循绝对风险规避倾向。结合Lipton-Scott(Lipton,1976; Scott,1976)的研究，本文将这部分农户定义为“生存小农”。“生存小农”借贷行为以满足自身生存为目标，多为非生产用途借款，信贷不能改变原生产函数。渐进转轨以来，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富裕小农家庭，他们家庭积累较为丰厚，能够按照市场理性安排借贷行为。参照Schultz-Popkin（Schultz,1950; Popkin,1976）的研究，本文将其称呼为“理性小农”，信贷行为将改变“理性小农”原生产函数。很遗憾，本文结论说明“生存小农”仍占中国农业人口多数，如何提高这部分小农福利、促进其生产能力是亘古以来的迷思。 中国小农不仅是生活在现代的一群人，历史勾画了当代小农曾经的剪影，本文研究是按照历史逻辑展开的。在中国历史的长焦镜头中，小农和传统国家始终是社会的两极，传统国家必须在小农生存和剥夺小农剩余间走平衡木。为避免小农“被齐颈深的水淹没”，传统国家向小农贷款的例证屡见不鲜，但由于科层异化问题最终效果乏善可陈。渐进转轨以来，小农发展远落后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落后小农影响了国家平衡发展，提高小农生产能力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国家财政能力相对匮乏、小农自身缺乏积累的前提下，信贷成为国家解决小农问题的切点解。在这个层面上，本文把持牌金融机构对小农发放的正规农户贷款称为“国家农贷”。这在国家一系列政策取向中得到了证明，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指导意见》（银发[2002]39号），2005年、2006年、2007年中央1号文件都对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支农做出明确规定。实证结论说明，在现阶段国家农贷仅对“理性小农”生产能力存在显著影响。 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主要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不面向小农发放贷款，截至目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占国家农贷绝大部分市场份额，本文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为例分析国家农贷供给。计量结论说明，国家农贷风险高于企业贷款。造成国家农贷风险的原因有很多，但最终结论显示小农家庭资产、小农从业经验是影响国家农贷风险的最重要因素。实际上，正是小农自身经营失败，才会拖欠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债务。 国家不可能直接面对小农，要依靠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进行信贷支农。作为面对市场的金融机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需要控制信贷风险，其效用函数与国家存在差异。公共选择视角下本文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设定为科层结构，不能说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官员完全不关注信贷支农，但其行为动机更注重个人效用最大化，包括仕途最优化、货币收入、威望和个人努力最小化。调研结论说明国家农贷发放力度不能决定官员升迁，同时官员、信贷人员倾向于向“理性小农”提供国家农贷，“生存小农”信贷需求不在视野之内。在国家农贷供需均衡点“生存小农”贷款利率最高，“理性小农”贷款利息也高于合意水平，但均衡数量又低于国家的希冀。实际数据诠释了本文结论，样本数据说明国家农贷利率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成反比、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国家农贷增长率低于工商企业贷款增长率。“支农”或许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争取优惠政策的砝码，但不可能是唯一的命题。由于农村合作机构占有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实际形成了垄断，国家农贷只能服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偏好。 国家试图通过一系列政策规范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行为，2003年国家开始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定位于“农村金融的主力军”、“联系三农的金融纽带”。实际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国家农贷市场先验性优势有限，国家把农贷任务交给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更是出于金融风险考虑。2002年前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居然为负值，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一直将存款作为资本金，同时以国家信誉作为负债担保。国家显然感觉到这种金融风险埋单责任，“03方案”的另一个初衷也在于处理金融风险。国家希望付出专项票据替换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的国家信誉，同时让省级政府负责风险。但2003年以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产权改革并不成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被纳入了省级行政科层框架。“03方案”的本质是国家和省级政府之间的金融风险博弈，前期国家在金融体制改革中采用了一系列软弱政策，省级政府有理由判断国家的强硬态度是伪装策略。鉴于“信用社市场退出意味着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破产”国家仍可能成为最后埋单者，在这场金融风险博弈中国家并非必然胜出，“03方案”制度设计的有效性令人置疑。同时国家有可能采用不审慎的手段解决金融风险，“03方案”以央行专项票据置换不良资产，这几乎等同于直接发行货币，如果所有的金融风险都按照这个处理思路，可能会引起货币不恰当增发。 本文分析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制度背景:渐进转轨过程中乡镇企业等中间制度提高了小农福利，中间制度使用的信贷资源可以被视为金融补贴，金融补贴内涵可以扩大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全部资产。随着中间制度的分化，被淘汰部门使用的信贷资源成为不良贷款，但国家的强控制能力保证了金融风险不会扩散，在这个视角下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只能说是渐进转轨的阵痛。目前国家农贷风险的制度本质与金融补贴并无区别:现阶段小农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是落后的经济部门，国家希望在财政能力有限的前提下以金融资源扶持小农。 由于效用函数存在差异，国家设立了监管机构规范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行为。在回顾监管、规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以中国银监会为例分析了国家农贷外部监管效率。监管机构同样存在多目标函数，即使不存在Stilger所谓的“俘获过程”，监管部门也会把工作重点放在防范信贷风险上。本文构造了多目标条件下的监管行为函数，结论说明监管部门不可能同时兼顾信贷支农和风险控制，风险监管和信贷支农不存在切点解。尽管监管部门可以督导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支农，但这对国家农贷发放力度不存在显著影响，国家缺乏必要手段督促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放支农信贷。 在国家效用函数中，以信贷支持小农并非全无成本，小农部门过多使用信贷资金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只有当小农落后压力给国家带来的负效用超过经济增长带来的正效用时，国家才有动机推动信贷支农。国家试图通过信贷提高小农福利，但效率损失最终会迫使国家放弃信贷支农，动态优化模型证明在长期国家农贷增长率会衰减到零。样本地区国家农贷演进轨迹证明了上述结论，2002年11月以来国家农贷月增长率已经在2004年末前后衰减为0。同时本文通过双方程误差修正模型证明:在长期国家农贷对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显著影响，但在短期不存在显著影响: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中国农业经济增长都不能促进信贷资金流向农业，信贷与农业经济增长不存在互动相关性。考虑农业弱质性与信贷资金逐利性，这一发现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可能是国家试图通过信贷刺激农业经济增长，但目前中国农业对信贷缺乏吸引力。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环境下国家农贷表现形式可能存在差异，但本质必定遵守本文提出的一般性结论。国家农贷效率偏低的根源是贷款者——中国“生存小农”生产效率偏低，渐进转轨以来，中国小农一直遵循生产内卷化原则，至今没有跳出高均衡陷阱。这是一个古老的困惑:金融的本质是追求高效资源配置，信贷能否按照规范原理提高小农福利水平？ 在一个更为宽广的视角下，本文找到了答案。并非所有的小农信贷都缺乏效率，20世纪20-30年代华洋义赈会主导的“农村合作社”便是一个成功的证明。但本文收集到的史料说明，农村合作社的主要参与者是中农和富农，当时的贫农“明知合作社之利益，但为股金所限制不能不趔趄于合作社之门外”。通过“公平赔率模型”，本文证明在“生存小农”层面国家农贷属于政策性贷款。解析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农村金融体系，以政策性金融支持落后农户在世界范围内是一种常态，美国农民家计管理局、日本农林中央公库都是国家支持下的小农信贷组织。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并存也是世界农村金融体系的普遍现象，如我国台湾省的中国农民银行、土地银行和合作金库。 上述结论隐含的政策建议是相当明显的:以市场化思路改造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以商业性、合作性金融扶持“理性小农”，以政策性金融扶持“生存小农”;在推进国家农贷的同时政策层应关注发展高效农业，形成农业与银行业之间的资金良性互动。解读200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和相关文件，国家意图与本文政策建议不谋而合。 本文创新之处在于构建了国家农贷的“小农一农村金融机构一国家”全景式分析框架，在定量判断国家农贷微观效率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国家行为、国家收益;从宏观角度证明了国家农贷的最优解与动态演进路径。在全景视角下不难解释Kochar(1997a;1997b)、Ravallion(1999)与Khandker(1988)、Zaman(2004)等人计量结论的矛盾:尽管国家不可能以市场化信贷支持“生存小农”，但这并不是国家农贷的悲观宿命，在“理性小农”层面国家农贷是有效率的;对“生存小农”政策性金融是一种更好的支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