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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契约究竟包含哪些要素、要素之间存在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制度环境会对契约安排产生什么影响？ 这是一个古老而前沿的研究课题，基于新古典范式与比较制度范式的研究已积累了大量文献，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令人遗憾，基于这些理论，我们对上面的问题依然知之甚少而且凌乱不堪。本文采取文本视角，从剖析现实中交易的契约安排的结构开始，以此为切入点，通过融合众多的理论流派，建立了一个逻辑自洽的契约结构模型，通过模型分析了契约多样性与契约均衡以及据此探讨了边界扭曲问题。并利用该模型对具体的技术创新的金融合约展开了分析以及尝试对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微观制度基础，作为契约结构模型的应用和理论检验。 通过文本分析，本文发现任意一张契约的菜单内容都可提炼为参与人、标的、条款三个要素。参与人的信息结构、行为品行和标的专用性导致交易冲突，而条款实质上是一种化解代理风险、不适应、套牢等交易冲突的私人秩序治理结构，包含激励、协调、权威三个维度。 首先假定，参与人的行为品行和标的专用性相对稳定，交易冲突水平取决于信息结构和治理结构。给定交易冲突水平，最小交易费用出现在信息费用和治理费用的边际效应相等时。在建构契约结构模型的基础上，经连续的边际分析提出，契约多样性源于契约结构的不同均衡状态，而契约均衡结构是交易费用与交易福利的权衡结果，并因制度环境的介入而发生改变。 专用性不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都是极为重要的概念，但是并未得到成功的内生化。本文从制度而非技术角度对专用性进行了系统的内生化解释。本文发现，专用性水平是专用性租金分配的反应函数，并且是正向敏感的。从单边角度来看，专用性投资者对交易对手敲竹杠行为的弱反应会减少效率损失，但从双边角度来看，强反应会减少效率损失。契约安排的实质是保护专用性租金的私人秩序，由特定控制和剩余控制组成。在一定条件下契约安排能够提高有效的专用性水平，最优契约设计的契约替代率必须与特定控制和剩余控制的边际费用比率相等，否则可以调整契约结构以节约交易费用。此外，制度环境在本体论上讲，实质是一种信息集与权力结构。制度环境通过影响边际交易费用产生替代效应与福利效应，替代效应加剧了契约多样性，福利效应解释了相同的交易在不同制度环境中可能存在不同的专用性水平。 为什么现实中存在许多与经典交易费用经济学预测相悖的现象？问题的根源在于由代理人来设计与供应商交易的治理合约就可能会扭曲对委托人来讲是最优的治理选择。本文首先剖析了这一问题的性质;然后建立了一个内生专用性的敲竹杠模型;接着考察了委托人设计的保护专用性租金防止敲竹杠的治理合约;再接着在经典的“make or buy”二元治理合约划分基础上考察了代理人设计的治理合约情况;最后用内生专用性的思维将其拓展到连续的情况。本文的边际贡献是从理论上证明了组织(企业)边界可能存在的扭曲，并提供了一种识别扭曲的可操作性方法——内生专用性的方法。政策警告是:同质的互联合约能够产生“以合约治理合约”的功效，但是异质的互联合约却需要被治理。 “证券设计如何影响技术创新”这一命题不论在理论还在经验上都极为要命，但我们对此依然知之甚少。本研究发现，投融资交易项目中的技术创新水平是专用性创新租金分配的反应函数，并且是正向敏感的。在不存在金融合约保护的状态下，若果融资者挤占投资者的专用性创新租金就会导致社会无效率的技术创新水平。从投资者的单边角度来看，投资者对融资者敲竹杠行为的弱反应会减少效率损失;从投融资者双边互动角度来看，投资者对融资者敲竹杠行为的强反应会减少效率损失。在证券设计的制度设计方法下生成的金融合约实质是一种保护专用性创新租金的私人秩序，由特定控制和剩余控制构成。最优证券设计的合约替代率必须与特定控制和剩余控制的边际费用比率相等，否则可以调整证券结构以节约交易费用。在一定条件下，最优的证券设计能够提升有效率的融资项目技术创新水平。此外，金融制度环境从投融资缔约所依赖的信息空间与权力结构两条路径影响边际交易费用产生替代效应与创新效应，替代效应加剧了金融合约的多样性但不影响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创新效应则释放了金融制度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制度论尽管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是依旧缺乏坚实的微观解释基础。本文从交易的角度、以不完全合同理论为出发点、并将制度分层为契约安排与制度环境两个层次来寻求经济增长的微观制度基础。通过修正基本假设，本文首先在Solow模型的框架中导出了经济增长的制度空间，然后分析了契约安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析出了制度环境的增长效应。研究发现，由于交易参与者品行上的投机倾向与信息结构上的不完全加之交易标的的专用性就会导致交易冲突;交易发生冲突会塌陷经济增长的平稳大道，从而产生经济增长的制度空间;契约安排的实质是化解交易冲突的私人秩序治理结构，由特定控制与剩余控制构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压缩制度空间促进经济增长;制度环境本质上是一种信息集与权力结构，通过影响边际交易费用进而改变契约结构来释放增长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