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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宏观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如投资过度、投资不足、盲目多元化、变更投资方向和关联投资等。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管理者的实际控制利益、历史性与制度性的产权缺陷、融资软约束和董事会、监事会治理约束功能低下以及市场约束的缺乏等。
针对上述现象,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进行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论文以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基础,采用归纳、比较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对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进行科学衡量,对上市公司多元化投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等投资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发现影响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解决中国上市企业投资问题的对策和措施,以求在实践中为上市企业优化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率提供理论指导。
经研究分析,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1.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较为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现象,其中投资不足的样本要多于投资过度的样本数,表明投资不足问题可能更为严重。实证结果还表明,公司的基本面因素是决定企业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的最基本因素,其中资产增长率、债务期限结构、现金流和企业年龄这四个主要因素是决定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最基本因素,股权变量虽然可能有影响,但相对而言并不重要。
2.不同上市公司之间的多元化程度存在着较大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在以Ln(N)为因变量时,投资规模和资产收益率与投资多元化负相关,资产负债率和企业年龄与投资多元化正相关;分别以H和EDI为因变量时,则企业规模、资产收益率、企业年龄对多元化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企业规模与多元化负相关。进一步区分了不同的成长区间和盈利区间后,研究发现不同情况下不同的指标具有不同的影响。实证还发现,当考虑了股权的影响之后,部分基本面因素可能会对以熵指数衡量的多元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3.在上市公司首发募集资金投资方向变更的影响因素方面,实证结果发现,企业上市前盈利水平、上市时成长性和上市首日市净率与投资变更概率显著正相关,企业规模和上市首日换手率与投资变更概率显著负相关,股权结构指标对投资变更概率没有显著影响。通过对各指标进行组间均值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规模、首发融资额对数、融资额/总资产、Q、上市首日市净率、上市首日换手率和流通股比例这八个指标存在显著差异。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与过度投资相比较,投资不足问题应引起更多的重视。这就需要进一步发挥债务对企业投资的约束功能,在关注企业自身微观基本面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2.企业应该慎用多元化战略,做到生命周期的顺利衔接与发展,才能保证企业的长盛不衰。同时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的外部约束机制,加强债权人保护,发挥债务治理功效。
3.针对上市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现象,应加强对企业上市发行前的财务审查,加大上市公司股票发行特别是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投资效益的审核力度,增加有关变更募集资金的约束机制,并强化市场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4.要治理上市公司的非理性投资,就必须采用各种直接或者间接手段对其投资行为进行约束,如进一部优化股权结构,提高管理者素质、完善管理者股权激励机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理性、科学和规范的的投资决策制度,硬化分红约束,倡导理性分红文化,实施资金运用的动态考察,发挥机构投资者功能、培养理性投资理念等。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对上市公司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进行科学度量,填补了现有研究的空白,对上市公司多元化投资的成因、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预测等方面的研究弥补了现有相关研究存在的不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公司投资理论。论文根据研究结果所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对于优化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提升公司投资效率,实现上市公司价值的最大化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