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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社区空间的变革是与整个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相伴随的。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单位制及其匹配的社会运行模式统领了社会生活的空间。随后改革开放的结果使得传统社会加快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整个社会结构性变迁的脚步不断加快，原有的国家与社会合一的单一格局被打破，国家统管的角色逐渐转变。公民社会日益形成，社会多元自主的功能得到增强，社会成员的利益需求日渐增多，传统的社会关系和连接纽带或者破裂或者更新，现代性、多元性、异质性逐渐凸显出来。这些改变客观上要求新的社会调控和整合机制必须得以建立和完善，以社区为基本单元消解单位制管理弊端的模式应时而生。 然而社区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从进入官方话语到明确和谐社区目标的二十多年，我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规、政策以及指导措施，指明了社区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为社区多元主体满足自身需求、实践自我价值以及寻求社会认同等目标的达成塑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到目前为止，基层社区形成了综合多种主体、资源、价值观念和方法共治的局面。但是制度因素是否具有合理性，以及这种合理性能否持续发展，这些答案必须在社区主体的日常体验及行为表达中寻找。国家对社会的治理模式不应是一元主体的强制运作，社会多元化和原子化的新形势已经对基于单位型、蜂窝状的社区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为了克服原有体制沿袭的弊端，消减社区管理严重的行政倾向，国家管理部门、社区政府、社区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成员都应培养起主体意识，将自身需求融于社区治理的过程，通过积极地协商和互动表达各自对社区制度运行的要求。 由此可见，要想真正地理解制度发展内涵，必须观察和分析制度相关人（社区主体）与制度（社区发展）之间的张力。在这一点上，制度分析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制度分析的要点在于通过制度发展进程的演变，考察“规则、自然和物质条件以及共同体属性如何影响行动舞台结构、个体所面临的激励以及结果产出”，并试图用一种历史性的、整体的、联系的以及辨证的视角来研究行动、互动和制度间的关系。目前，我国已经设定了和谐社会建设和社区建设的总思路，为人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但社区制度能够达成基层管理的目标，还取决于“社会主义公正制度和社会主义自主制度的确立”，这一公正性和自主性既构成了社区主体参与的行为背景，也成为主体通过参与推动社区发展的有效手段，只有建立在自主自觉参与上的行为要求才能为社区发展提供动力和根据。 在制度变迁的众多理论中，新制度主义以其广博的学术视野开拓了制度研究的新思路。它将制度界定延展开来，将组织、关系、规则、意义等结构都界定为制度的形式，在社会理性、文化、观念及历史因素的影响下逐渐调整。在制度变革的具体层面，该理论既强调政治性背景的重要，也强调主体自觉对公共事务管理的意义。因此，本文将从制度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论点出发，考察社区主体在参与过程中面临的制度性因素（社区变迁过程形成的组织框架、治理主体、权力运作方式等）和非正式制度情境（现代性与市民社会崛起、传统文化、习俗观念、道德体系和交往方式）的双重影响，并探讨社区主体参与行为背后的理性动机和非理性动机如何作用于行动的过程，以及各主体如何以积极参加、消极应对甚至激烈抗争的方式表达自我利益需求，进而表现其对共享共建型和谐社区目标的支持以及对不合理组织要素和架构的行动力。 总体而言，本文主要关注三点:第一，社区运行及其主体参与相关性与必然性的内在逻辑，第二，社区主体参与的制度背景（包含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因素）与行动架构。第三，社区参与各要件运作（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参与行为）对社区治理路径的借鉴意义。具体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为导论，对社区主体参与的选题缘起、意义及相关背景进行说明，提出研究视角、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社区制度的运行与社区主体的参与是密不可分的双方，而后者为社区制度的完善和有效性实践提供了动力。在新制度主义的框架下，制度界定具有了广泛性，主体自觉的行动受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共同作用。社会制度、现代性、道德、文化等众多因素既限定了社区参与主体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主体通过参与社区事务表达自我诉求的自觉性。 第二部分为社区参与研究所涉概念、理论的评述。本文所指的社区参与主体主要包含政府、社区组织、驻社区单位以及社区居民，其中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为重点考察对象。社区参与研究在价值取向上形成了多种视角，本文认为，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待主体自觉性对社区发展的作用更有利于发掘社区参与的价值，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置身于“国家——社会”视角中对权力孰轻孰重问题的争辩。 第三部分包含第三和第四章，通过对制度变迁理论特别是新制度主义理论的思考，从制度的内涵引发社区治理中正式制度因素、非正式制度因素对社区参与的影响，及其与参与主体行动的相适性。为了达到研究目的，得到城市社区参与的真实面目，首先需要改变视社区为一种结构化存在的静态视角，将其置于中国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性变迁的大背景下，这一历史进程既引发了社区参与必然性的思考，也构成参与主体必然面对的社会、心理、文化上的个体性和集体性情境，形成社区参与问题上集共时态和历时态特征的综合性考察。 第四部分从社会实地调查出发，详细描述和阐释社区主体参与的人性依据、动机、意识和具体行为。作为具有“道德人、经济人、社会人”综合人性的主体，其参与行为总会受到经济利益、道德认知和情感满足的多重影响，在分化与合作间寻求着平衡。具体情境下，社区参与意识主观作用于参与程度，而建立在不同社区类型、方向、主体力量及具体行为上的日常生活实践更为直观地体现了人们的参与逻辑，形成不同的社会矛盾解决方式、社会资源运用方式、异质性的交往需求以及现代性的管理精神，真正起到监督和评估社区管理体制运行效果的作用，有利于人们调整措施实现共享共建和谐社区的目标。 第五部分主要是对社会转型期我国社区治理路径的建议，从正式制度设置、非正式制度利用、社区参与实践新发现及组织调整等方面，指出由社区参与现状引发的几个易于忽视的问题，为未来的社区建设指明方向。 结语是对论文主要观点的总结，希望通过城市社区主体参与行为的研究为我国今后的社区建设提供有借鉴意义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