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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这个问题拥有着诸多的维度，一般人们将它视为一个教育或教育学的问题。但是在世界各国，政府的财政资金都是大学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所以大学的问题同样是一个财政或财政学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大学的绝大部分资产都是由政府的财政资金通过历年不断地投资和运营而积累起来的，所以大学的问题在中国也是一个国有资产管理的问题。
众所周知，大学在任何时期的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类社会组织。她传承着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精髓、保存着一个民族的良知与冷静，培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建设者，开拓着人们未知的知识世界和思想领域，创造着更高级的技术或为高级研发做好基础研究的充足准备，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强弱与兴衰。我们注意到在知识经济的新纪元里，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各国传统的大学制度都或多或少地经受着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严峻的挑战。面对挑战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够从容应对。
一个国家的大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适应社会的变革，甚至先人一步以自己的探求精神和哲学思辨引领社会向更理性、更和谐的状态平稳前进，这是需要一套良好的大学制度来保证。这个道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同样适用。自从新中国建立之日起，中国的大学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作为由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而存在。这样一种模式在解放之初适应了形势的需要，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有力地支撑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为伟大的祖国输送了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建设者。但是在世纪之交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中国的大学应该以怎样的姿念来迎接挑战?一方面我们看到目前各国的大学争夺研发制高点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所能够运用的财力，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中国的政府需要在越来越广阔的领域里分配其有限的财政资金以满足民众的公共需要，这就使得中国大学的发展受到了资金方面的掣肘。
如何解决这一对矛盾呢?在公共财政资金支持增长量有限的情况下，一条出路是让大学优化自身的资产运转，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多优质的知识产品；另一条出路就是让大学广开财路。但是这样两种解决办法都依赖于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需要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更高效的大学制度安排。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制度安排最核心的部分是它的治理结构，大学也不例外。
笔者认为所谓治理结构是指：人类社会中，为了保证广义交易关系及其缔结合约的完整性而设置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及其相应的组织构架和权力规则，这些安排、构架和规则的结合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在广义交易活动中的机会主义倾向、缓解了与交易相对应的各种合约风险、维持了相应的秩序。或者进一步明确表述为：治理结构是人类社会里，为了保证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得到有效的约束和激励，增进整体的社会福利，而设置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内含于一系列的社会组织构架之中，或体现于这些社会组织的相互关系之中，确切地说其存在和表现形式为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权力规则。
既然治理结构是组织制度安排的核心问题。那么我们想要更好地解决中国高等教育财政资金支出效率的问题以及大学国有资产管理效率的问题就必须从研究和改善中国大学的治理结构入手。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并非单凭笔者一已之力或是一篇博士论文所能解决。为此笔者必须挑选一个研究的切入点。虽说只有深入剖析自身的问题，才能够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在研究中会发现当今的学术界里并没有关于大学治理以及大学治理结构的系统理论。国内的研究大都就问题而论问题，最多是借用企业治理的概念来加以解说，而少有系统地研究大学治理结构问题的成熟理论体系；国外的研究则视他们自身的大学治理结构为一个不需讨论的理论前提而直接对比各项具体制度安排之间的优劣，因此也没有一个系统的关于大学治理结构的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剖析中国大学制度中核心的治理结构问题，我们并没有现成可用的系统的理论工具。解决自身问题所必不可少的除了对自身的剖析和关注之外，还有对国外先进经验的研究和借鉴。去仔细探究一套运转效果极佳的大学治理结构的权力构架和作用机理无疑是我们获得有价值启发的最有效途径。正是基于上述考量，笔者以当今世界上大学总体质量最高的美国为研究对象，初步尝试着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探析其治理结构和运转机理。
笔者在第一章当开宗明义地界定了治理结构、大学治理结构的定义。之后介绍了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即将经济人放在一定的制度框架里，去探究制度对活动于其中的经济人会产生怎样的激励和约束，这些激励和约束会导致怎样的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并以行为的最终结果来判定制度框架的作用效果。因为本文分析研究的核心过程是探究制度对人的影响，所以如果仅仅使用一般经济研究中所使用的经济人假设，则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将制度的作用分析清楚。在这种情形下，笔者将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做了一定的扩展，即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所追求的利益做出了进一步的分解。虽然目前学术界基本上认同说“利益”并非仅仅指代“物质利益”，而是包含了权力、名声等更加广泛内容的广义概念。但是利益的界定千差万别，不利于本文的分析。为了使分析更加简洁，笔者借用了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将经济人对各类利益的追求分解和归结为生理、安全、爱和归属、自尊尊重、自我实现、认知和理解以及审美这七类基本需要，并借助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动力学来解释经济人在这些基本需要之间权衡取舍的偏好特征和考量依据。这种经济人概念和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结合就是笔者对拓展经济人假设所做的一个尝试，姑且称之为“基于心理分析的经济人假设”。
笔者接下来用第二章一整章的篇幅来总结和介绍公共经济学里同大学治理结构有关的理论，即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从规范的角度分析了纯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最优提供方式和最优提供规模。公共选择理论则解说了政府进行公共提供之类集体决策的机制机理，指出了政府失灵的可能性。此外笔者还介绍了公共经济学在资源配置领域的评判标准——帕累托最优的效率标准，并引入X效率理论来解释在非配置领域的效率及其标准。
在做好上述准备之后，笔者就开始进行第三章的理论分析。首先解析了大学产品的属性，并从交换消费的角度探讨了它们的最优提供方式及其所决定的大学治理结构格局，从生产的角度建议将X效率理论引入公共经济学的效率评价体系，拓展公共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可以说本文的核心内容就是围绕X效率来解析美国大学产品混合生产模式的核心制度——大学治理结构。鉴于前面所说的目前缺乏研究大学治理结构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的问题，笔者先循着业已成熟的企业治理理论的研究思路重新梳理了企业治理结构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使用同样的思路，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下探讨了大学治理当中的一些一般性问题，如大学治理问题是如何出现的，治理结构是如何对治理问题进行解决的等等。此外，因为在下文的分析当中会时常涉及到治理结构对不同主体的激励和约束问题，而激励和约束又通常都是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各类主体的利益来发生作用的。所以为了避免在后面分散论述产生重复和凌乱的感觉，笔者在第二章的结尾部分集中分析了大学制度史上出现过的几类最主要的出资人以及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以此作为美国大学治理结构格局的一个注脚。
经过第三章分析获得了一个对于大学治理问题以及大学治理结构的大致印象和研究思路之后，第四章开始正式解析美国大学的治理结构。不过本章仅仅是一个概略性的述评，为的是让大家能够对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的内外部权力构架及其中各种因素的主要制约关系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便我们在下文当中进一步开展对于具体制度安排的分析。
第五章从大学董事的内部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大学校长的内部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四个方面论述了美国大学治理结构当中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的作用机理和作用效果。简单地说就是美国大学的法人制度通过将大学财产的所有权直接授予作为大学法人的董事会组织，使得董事们能够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大学财产的运营实施管理和监控。这样的作法一方面缩短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情况下授权运营的委托.代理链条的长度，节约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董事会由代理人转而成为所有者之后，身份的变化必然带来受激励程度的正向增长。毕竟在其他的国度里大学的委托—代理链为“所有者—董事会(或者具有相似职能的机构)—校长”，而在美国的制度安排当中仅有“董事会(即所有者和委托人)—校长(即运营者和代理人)”这样的一个委托.代理环节。激励和约束所需要的交易成本显然会明显降低。
第六章主要探讨美国大学各类外部治理结构主体对大学的作用及其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概而言之，联邦政府、州政府、基金会、各类认证协会、富豪、校友等外部治理主体可以按照其对大学的影响方式被分为资助者、管理者和监督者这样三种身份。其中以资助者身份出现的外部治理主体最为普遍。如联邦政府、州政府、基金会、富豪和校友等。他们分别以不同的规模、侧重点和方式全方位地资助着大学运转的方方面面。他们对于大学董事和校长机会主义倾向的制约主要是依靠在高等教育和科研“市场”上的“用脚投票”机制来实现。
第七章在全文论述的基础上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将论述重点聚焦在治理结构和效率的关系上。指出美国大学的治理结构有助于从资源配置和非资源配置两个方面提升大学的效率。最后就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的启示和借鉴问题表达了笔者的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