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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兴建大学城的热潮在我国兴起,这种以政府公共政策主导下的大学城在城市近郊的兴建,占据了越来越多的耕地。大学城在近郊的“圈地”,圈走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虽然随着大学城的兴建,他们摇身一变成为城市人,具有了城市户籍,在形式上似乎一夜之间被城市化了,但实际上呢,失去了他们最熟悉的土地,却没有其他生存技能,政府又难以提供大量的非农岗位支持,他们该何以为生?笔者选取了南京仙林大学城“农转居”的失地农民群体为例,采用了非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式,试图分析他们的谋生策略及背后的群体机制。
仙林大学城的兴建形成了新的社区,带来了区位因素、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迁,大学生接替失地农民成为社区的主导群体,同时也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失地农民在政府公共政策的自上而下的作用下,“被动城市化”成为了城市人。然而他们虽然以“城市人”的身份回迁到了原来的土地上,但他们被集中安置,社会交往也集中在这个熟人群体内部,与社区内其他居民相疏离。同时城市户籍也没有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待遇,相反,伴随着土地被征用的是一系列的利益受损:土地被征,货币补偿不足以维持长远生机；政府无力进行就业安置,就业无门,难以解决生存问题；保障无份,隔离于城市保障体系之外。他们成为城市化进程中大学城里“三无”的弱势群体。与大学城社区内那些文化层次、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远远高于他们、享受城市待遇的真正的城市人相比,他们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他们拥有了看似市民又非市民的尴尬身份,处在一种边缘化的境地。他们无法顺利融入主流社会而且遭受种种歧视与不公正待遇,相对剥夺感和和疏离感作为这一同质群体成员的共同体验,是非正式规则在群体中形成的基础。
大学生在大学城内的集聚带来大量就业机会,但失地农民并没有因此通过正规的就业途径,解决生计问题。自身劳动素质和技能的欠缺、主观上偏于保守的就业观念以及过高的就业投资成本,成为限制他们进入正规就业体制的障碍。他们游离于正规的就业体制之外,虽然他们仍然渴望正式化和制度化,但无法进入的他们只能转向了非正规的就业途径谋求生存,选取了特殊的就业方式——开“黑车”和办“黑出租”。正规就业机会的缺失是群体内非正式规则形成的条件。边缘化的弱势群体遭受主流社会的不公待遇,又无法通过正规的就业体制获取就业机会,在自谋生路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非正式规则。
隐藏在失地农民大规模的职业选择背后的,正是失地农民群体的非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渗透在群体成员的日常行为中,成为指导他们行为的准则。笔者通过分析黑车司机群体内合法性的获得、行规即群体的职业规范以及群体外同官方制度的执行者表面的顺从下非正式的反抗策略,来说明非正式规则是如何在群体中形成同时又指引着整个群体的行动的。
最后,笔者通过总结得出,失地农民的出现是城市化的必然现象。通过对其群体内部非正式规则的形成及运作机制的探讨,应该关注到是该群体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利益。因此,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使得这一群体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最后笔者就此给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