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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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的流动性加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现象有所抬头,并愈发呈现出爆发态势。我国刑法上很早就注意到有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的需要,几经修改并最终确立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但是由于法条本身存在较多模糊性、概括性表述,公民个人信息的实质内涵以及价值属性也一直没有得到厘清,导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一直没有统一,各种学说众说纷纭,细致分析下可归纳为个人法益说和超个人法益说两大类。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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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的流动性加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现象有所抬头,并愈发呈现出爆发态势。我国刑法上很早就注意到有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的需要,几经修改并最终确立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但是由于法条本身存在较多模糊性、概括性表述,公民个人信息的实质内涵以及价值属性也一直没有得到厘清,导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一直没有统一,各种学说众说纷纭,细致分析下可归纳为个人法益说和超个人法益说两大类。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公民个人信息”的实质内涵是以广义可识别性为基础,并基于刑民一体化理论和现实中对保护财产信息、行踪信息的需要,将活动情况信息这类具有一定隐私性的私密信息也纳入到了刑法保护的框架。当下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个人信息自决权并不能成为本罪的法益。个人信息本身及其载体越来越呈现非实物性的特点,再加上该学说认为所有个人信息具有同等重要性,个人对其所有信息都拥有排他性的自决权利,导致该权利的边界无限扩张,难以为其他主体的信息收集行为划定禁止边界。个人对其个人信息既无控制的社会现实基础,也无合理授权他人使用的能力,赋予个人过强的控制权利反而会给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造成阻碍,不具有合理性。而超个人法益说也具有天生的缺陷,既无视了本罪在刑法中的立法定位,忽视了由信息产生来源而决定的天生的个人属性,又有可能带来过于限缩犯罪圈和限制出罪的风险,因此也应当予以舍弃。反复比较之下,认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研究应该从私法角度转向公法角度,将法益认定为公法法益——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公民个人信息按照个人属性和公共属性的强弱关系分为敏感信息和一般信息两大领域,不同领域中个人信息的定罪标准不同,同时也具有不同的违法阻却事由。在敏感信息领域,未经个人同意,收集处理个人信息一般成立犯罪,但在特殊情形下也要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只是该公共利益的范围要受到合法正当、目的明确与目的限制等原则的严格限制,并在法律上予以明文规定;在一般信息领域,未经个人同意,收集处理个人信息一般不成立犯罪,但是基于国家的积极保护义务,在收集处理的个人信息可能被用于违法犯罪或者危害信息安全等非法目的时该收集处理行为也当然成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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