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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现有基金治理结构给基金管理人带来的利益冲突，从基金管理人角度揭示基金治理缺陷。通过考察基金家族1在追求目标最大化过程对旗下基金所采取的操纵行为，剖析其操纵行为的动因以及对基金家族所产生的利益与矛盾冲突；揭示我国基金治理缺陷是导致基金管理人在追求利益过程中操纵旗下基金导致自身冲突的根源。本文认为现有基金治理结构中单一的激励机制安排是直接导致基金管理人在追求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之间失衡错位、导致利益与冲突同在的原因。并提出激励机制的变革可以从根本上规范基金管理人行为，促使基金管理人在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之间自发相互制衡，有利于现有基金治理结构的完善。
本文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本文对有关基金家族研究的做了详细的梳理与回顾。鉴于国内对基金家族的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在某些概念的界定上与国外研究不相衔接，故本文在基金家族的相关研究作了详尽的回顾。由于国外对基金家族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本文以基金家族吸引资金流入为主线，以基金家族扩张规模的不同阶段(新基金发行阶段，基金家族运作阶段，基金家族发展阶段)为界，把对基金家族的研究分为三部分进行综述：基金溢出效应研究、基金家族共同持股行为研究、基金家族规模与业绩之间关系研究。
接着，本文对英国、德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实行契约型基金的国家和地区的治理经验进行总结比较；分析中国契约型基金治理结构及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经验剖析导致中国基金治理缺陷的原因。指出现有治理结构中监控机制的乏力赋予了基金管理人宽泛的权力，而激励机制安排则直接导致了基金管理人对自身利益无节制的追求。监控机制给了基金家族操纵成员基金的能力，而激励机制则给了基金家族操纵成员基金、追求自身利益源源不断的动力。
然后，本文从实证上研究基金家族在规模扩张过程中对家族成员实行的操纵行为，剖析家族内部操纵行为产生的利益与矛盾冲突。本文在基金家族规模扩张的三个阶段分别研究一种典型的家族操纵策略。这三种操纵行为分别是基金家族发行新基金是对基金溢出效应的利用，家族运作过程中的共同持股行为，以及家族发展过程中通过增发新基金来扩张家族规模。
本文考察了基金溢出效应。基金溢出效应研究的是家族中不同基金之间业绩与资金流之间的关系，单个基金的资金流入会因同家族基金业绩优秀而增加。一好一坏两只基金比两只业绩平平的基金带来的资金流入更多。如果存在基金溢出效应，基金家族就没有必要着力经营好旗下每一只基金，而可以通过打造明星来吸引投资者申购。因为后者给整个家族所带来的资金流入更多。利用基金溢出效应可以扩大基金家族规模，管理人从中赚取更多管理费。
本文度量了基金家族内部的基金关联度和共同持股程度。家族共同持股一方面可以降低运作成本，另一方面可以让家族内部数只基金可以共享所共持股票的业绩增长带来的收益，有助于提升整个家族业绩。但是，一旦家族共同持有的重仓股业绩突变，数只基金业绩将会受到影响，进而可能牵连整个家族业绩，即同一家族基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本文对共持重仓股“变脸”所引起基金家族的连锁反应进行实证。
本文研究基金家族规模与业绩之间的关系。基金家族倾向于通过发行新基金来扩大家族规模。如果规模的扩张不能伴随业绩的上升，基金家族将会失去投资者的信任，进而影响到家族以后的基金发行。短期的规模急剧膨胀虽然带来丰厚的管理费收入，但同时可能会有损基金家族的长期利益。
贯穿这三个阶段、三种操纵行为的主线是家族规模最大化。通过对基金家族三种的内部操纵行为的研究，本文揭示基金治理缺陷是导致基金管理人自身利益与冲突同在的根源。而激励机制的安排则直接导致基金管理人在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之间失衡错位。
最后，进行总结建议。本文认为基金治理缺陷是导致基金管理人自身利益与冲突同在的根源，并从激励机制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基金治理的建议。现有基金治理结构中，单一激励机制下，基金家族是有动力和能力去操纵所管理的基金的。对家族内部基金实行操控可以扩张家族规模增加管理费收入。但是，这种操控同时也给家族自身带来了矛盾与冲突，不利于家族的发展。激励机制能从根本上促使基金管理人对目标(管理费收入最大化)与实现目标的手段(扩大基金规模)相互制衡。从激励机制的变革来规范基金管理人行为有利于其短期利益和长期目标的协调统一。
本研究主要贡献如下：
第一，从基金管理者角度揭示我国基金治理缺陷。国内文献多从基金持有人角度探讨现有基金治理结构的缺陷。主要观点是现有基金治理结构中基金持有人利益代表主体缺位，基金管理人一方独大，导致基金持有人利益受到侵害。本研究从基金管理人角度指出基金管理人不仅仅是基金治理结构受益者，现有基金治理结构同时也造成基金管理人的自身冲突，着重从对基金管理人矛盾冲突上揭示我国基金治理缺陷。这是对已有研究的拓展。
第二，以基金家族为切入点研究基金管理者的利益与冲突。传统基金研究把单个基金视为独立的个体。现实中，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每只基金都隶属于某一基金家族，同一基金家族的基金彼此的关联性可能很高，如果忽略了这一关联，基金研究的相关结论可能会发生偏差。本文研究现有基金治理结构下，基金运作的环境——基金家族——在追求目标最大化过程中对基金的影响，从中剖析基金管理人自身利益与冲突的根源。这是对已有研究的深入。
第三，在实证上研究了我国不同基金之间业绩——资金流(PFR)关系，并对基金业中“明星”效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等市场现象进行了佐证。传统PFR研究的是单个基金的现金流与其本身业绩的关系(PFR)。国内学者发现，我国单个基金的PFR与国外成熟市场不一样、PFR呈负相关且为凹形(刘志远，姚颐，2004；李曜，2003；陆蓉等，2007)，存在“赎回异象”。由于同一家族基金不是独立的个体，近年来国外学者开始关注不同基金彼此之间的资金流与业绩关系(PFR)。受此启发，本文将研究我国基金业中同一家族中不同基金彼此之间的PFR。同时，本文将对我国基金业中打造“明星”基金、同一家族基金投资“抱团取暖”等现象的存在、产生动机与影响提供实证上的佐证与分析。国内迄今为止还未发现类似的实证研究。这是对已有研究的补充。
本文不足之处与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内容有：
第一，本文分别只研究了基金发行、运作、发展阶段的一个家族特征，这三个阶段基金家族的其他行为及其利害可作拓展研究。鉴于基金家族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对基金家族的其他内部操纵行为的研究有待于国内外基金家族研究的日渐完善以及基金持股数据的不断获得。
第二，本文未研究现有治理结构下基金管理人面临的外部矛盾。诸如扩张规模时基金家族之间的竞争、国家的超常规推动、基金业市场地位的变迁等，都冲击着基金管理公司的规模。鉴于本文主题是研究基金家族在家族内部对成员基金的操纵，因此家族外部对基金家族造成的影响研究可以作为本论文的后继工作继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