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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村级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一些公共产品过剩，而另一些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现象。这给我国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问题，因此许多学者致力于该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本文试图引进这些年正处于研究热潮的社会资本概念，将它和公共产品的提供相联系，从中找出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 本文将借鉴世界银行对有关社会资本的概念和测量方法，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能够促进合作和协调并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网络、规范和信任，并且将社会资本具体划分为六个部分的内容，他们是:组织和网络、信任和团结、集体行为和合作、信息和交流、社会凝聚力以及授权和政治行为。本项研究的公共产品范围界定在中国农村村级社区内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本文将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选择五个分量来进行分析，分别是道路、教育、健康、有线电视、饮用水。 1、理论框架及方法体系。 首先引入奥斯特罗姆关于公共产品供给出现的三大难题（融资、搭便车、偏好）的概念，从这个角度分析了现行制度下道路、教育、健康、饮用水和有线电视等的供给，并介绍了三个案例简单说明。 然后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利用囚徒博弈引出社会资本的产生机制，认为社会资本（规范，信任，网络）是从农户的重复博弈中产生，反过来又影响着管理维护系统的绩效。而村级社区有能力通过重复博弈，学会如何避免囚徒困境，并找到合作的博弈解（速水佑次郎，2001）。并用解决共用资源的自我实施规则这个模型加以理论说明。 接着分析社会资本对级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机制。认为信息与交流、信任与团结对于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机制在于其对搭便车行为的控制;组织与网络、集体行为与合作对于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机制在于其对公共产品融资问题的解决;社会凝聚力、授权和政治参与对于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机制在于其对偏好差异和偏好表达的解决。 最后结合前面的分析，将社会资本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机制与本文所研究的几项公共产品供给中出现的问题一一对应，提出三个方面的假设: 假设Ⅰ:基于信任、网络、规范等的社会资本在村级公共产品供给中具有重要作用。 假设Ⅱ:基于信任、网络、规范等的社会资本的六个分量在村级公共产品供给中具有重要作用。 假设Ⅲ:基于信任、网络、规范等的社会资本的六个分量分别对于村级公共产品的几个分量的供给存在正面影响。 2、实证方法体系。 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马九杰教授于2002年11月至12月间主持开展的农村家计调查所构建的数据库。该调查分别在中国山东、山西和陕西三省开展，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分别在每个省抽取五个县（市），共15个县作为样本县。然后，从每一个县抽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抽取2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抽取15个农户作为被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分为农户问卷和村级问卷。并最终取得有效农户调查问卷833份，有效村级调查问卷60份。本文的方法是采用两组平行的数据:农户数(n=833)和村庄数(n=60)，这使得本文能够在两个标准下评估和反复检验社会资本极其制度绩效。 首先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分别构造了村级公共产品供给指数和村级社会资本指数。 然后利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y=β0+β1x1+β2x2+…β11x11+εy为村级公共产品供给指数，x1村级社会资本指数，其余x2-x11分别为村庄的经济水平（2002年村人均收入;2002年村集体非生产性固定资产;2002年村书记的工资;2002年其他人员一年的工资）、虚拟变量（地区变量、村里是否有财务监督小组或理财小组）、人口数量、政治化水平、文化水平、农作物种植面积。 分别进行了如下的检验: (1)、村级社会资本和村级公共产品供给; (2)、村级社会资本分量与村级公共产品供给; (3)、村级社会资本分量和村级公共产品分量供给。 3、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农村社区中特有的社会资本对于村级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社会资本的作用在于:和由外部代理人解决一般问题不同，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是以企业或国家作为一种组织工具，解释了如何供给新制度，如何获得承诺，以及如何有效监督代理人和其他主体的行动。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内部机制，产生于乡村社会，并在村级公共产品供给中发挥它的独特作用，尤其是在解决融资问题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可以认为，由于社会资本的作用，在乡村社会，在供应某些村级公共产品的活动中，可以利用社区自身的力量来进行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维护。具体结论如下: (1)、社会资本对于村级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 (2)、社会资本的六个分量，即组织和网络、集体行为与合作、信息与交流、信任和团结、授权和政治参与，前两个分量对于村级公共产品的供给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3)、在我国农村，社会资本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首先解决的是资金来源问题，然后是对搭便车问题的解决，而对偏好表达与选择则影响不明显。 (4)、地区变量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也很显著，经济水平发达的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情况相应也要好很多。 (5)、经济水平中，只有人均年收入对于村级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是显著的。而书记年工资、其他人员年工资、村集体非生产性固定资产对公共产品供给影响不显著。 (6)、村级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农作物种植面积、文化水平、政治化程度（党员人数）、村庄规模（人口数量）、村里是否有村财务监督小组或理财小组等并无显著的关系。 (7)、对于教育产品的供给，组织和网络、集体行为与合作依然呈现出显著的影响;人均年收入并没有影响;地区变量影响显著。对于健康产品的供给，组织和网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数量也具有正向影响，人均收入并没有影响。 (8)、对于有线电视的供应，社会资本中的集体行为与合作、信息与交流影响显著，人均收入对其也有显著影响;对于道路建设，信任与团结、组织与网络两个分量影响显著，人均收入也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于饮用水供应的回归方程总体不显著。 最后提出如下建议: (1)、由于社会资本变量的影响，应保护传统乡村社会规范，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促进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而不是去摧毁它。 (2)、由于集体行为与合作、组织与网络的影响，应该保护农村社区内的既有组织，鼓励农民组成各种形式的小团体，给予农民自主和创新的空间。 (3)、对于有线电视的供给和维护，国家和各级政府应该适当加大投入资金，在各村的设施管理维护上，可以考虑由村社区自行组织进行。 (4)、较特殊的公共产品，如教育产品的提供，农民个人无法承担所有的费用，应由国家提供主要的资金，在教育设施的建设和维护过程中可以由农民提供适当的劳动力。 (5)、对于健康产品的供给，由于社会资本的影响不是很明显（除了组织与网络），因此农民的就医方面的问题，目前除了资金方面的问题需要国家和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之外，还需要更深层次的体制上的改革，比如恢复合作医疗等。 (6)、由于人均收入对村级公共产品供给的显著影响，增加农民收入也许是最直接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