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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环境危机是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现代性问题。当代社会理论家贝克、吉登斯等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性的后果已对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行构成威胁，用传统工业社会的制度已然无法应对风险社会所带来的挑战，风险社会理论成为当代社会审视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维度。
现代西方环境运动是西方国家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中出现的。它是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基本完成、民主制度基本健全等情况下出现的。我国还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和政治转型的背景下，却也不得不面对环境危机这一现代性问题。处于环境与发展战略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相关的利益主体(中央政府、公众与特殊利益集团)采取着不同的行动策略来应对当前的环境危机。本文通过两个案例(X江镉污染事件和厦门PX事件)揭示环境风险社会在中国的实践逻辑。由于两地在社会发展程度上的差异，它们在社会结构、市民意识和利益结构诸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直接导致了两地风险话语的建构策略(话语的使用、动员机制以及政府回应的开放度等)的差别。在环境风险话语建构的过程中还折射出现代环境治理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传统治理机制和现代治理机制的交织所呈现出的矛盾和复杂性。现代环境治理机制的建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西方认识环境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都体现出了西方文化中“主客二分”(二元)论的取向。这种“主客二分”(二元)论，在处理人与自然共生问题上，遵循着一种“零和”游戏的逻辑。因此西方环境运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为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在社会认识论上，我们要在借鉴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坚持“共生”和“博弈”的辨证统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主张主客体一致，超越二者对立，保持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的“中和”境界。它用“共赢”游戏的逻辑取代“零和”游戏的逻辑。这为解决现代环境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同时，西方环境运动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仍有可资借鉴之处。在具体实践中，我们要处理好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环境运动与政治体制改革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