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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神道是日本独特的历史现象。它既是服务于政治的宗教，又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它的推行形成了旧日本高度政教合一的天皇专制国家体制。在战前国家神道的体制下，靖国神社一直发挥着“彰显英灵”的作用，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策源地。战后国家神道体制瓦解，靖国神社也失去了国家神社的官方地位，成为了民间宗教法人。然而其作为军国主义精神的象征的地位并没有湮灭。时至今日，日本的保守势力和右翼势力仍然围绕靖国神社大造声势，企图利用靖国神社重新唤醒日本人心中的“大和”精神，恢复旧日帝国的“辉煌”。 《旧金山和约》后，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抬头，恢复靖国神社的政治地位成为了遗族会等右翼势力和自民党保守势力孜孜以求的目标。为此，他们发动了靖国神社国营化的运动并要求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但当时的日本首相们基本遵循着“私人参拜”的潜规则，在参拜靖国神社时避免使用“内阁总理大臣”的政治身份，使参拜问题始终停留在“私人参拜”阶段。 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日本人的国家主义思想开始复苏。战后以来日本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为日本人带来了强大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以此为基础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思想空前高涨，谋求与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的呼声也开始升高。这一时期，日本新保守主义思想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们敏锐地感受到了国家主义思潮的涌动。1985年，新保守主义者中曾根康弘以首相身份正式参拜了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构成了日本政府肯定侵略战争的姿态，体现出了中曾根想要通过参拜靖国神社来重新唤醒日本人国家主义思想的企图。 中曾根的参拜遭到了中国的强烈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从此成为了中日关系中的焦点问题。但此时中日关系友好的一面仍大于冲突的一面，在中曾根正式参拜以后的十年里，日本首相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但是90年代以后，日本政坛上保革分立的“55”体制开始瓦解，革新势力开始衰落，日本政治愈加趋向保守。1996年，桥本龙太郎终于以首相身份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但是其参拜行为和参拜后的言行却保持了低调，体现出了日本政界对待参拜问题的一种突破与犹豫并存的心态。 小泉纯一郎上台以后，在参拜问题上保持了强硬的态度，不顾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反对，连续六次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小泉的行为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导致两国官方关系恶化，民间对立情绪加深，经贸交流减速。但同时，日本国内对中日关系恶化的担忧情绪也开始增长，并逐渐发展成了反对参拜的舆论声浪。这一声浪在2006年7月“富田笔记”披露后达到了顶峰，虽然无法阻止小泉第六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但对其后任的安倍晋三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小泉以后的安倍和福田首相在任内都没有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因此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日本国内为了解决靖国问题，先后提出了“分祀”方案，“非宗教国家哀悼设施”方案和“扩建千鸟渊公墓”方案。其中“分祀”方案得到了较多的支持，是最有可能实现的方案。从宏观上看，日本政治局势的变化，日本民间对靖国神社的态度，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中日战略态势的变化以及美国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等变量都会靖国问题的发展，是思考靖国问题时不可忽略的因素。 靖国问题是日本国家主义思想长期运动的结果，也是中日战略态势碰撞的迸发点，有强大的保守主义势力和一定的民意在背后支持。除非这些因素发生改变，否则靖国问题将会长期存在下去并对中日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尽管小泉时期中日两国在参拜问题上尖锐冲突，但事关两国核心利益的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和东海油气资源开发问题并没有因此而激化，两国关系在根本上仍然是平稳的。 中日历史问题对两国政府而言是政治问题，但对两国普通民众而言则是历史认识差异问题。这种差异可以随着日本右翼势力和保守势力错误的宣传而扩大，阻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也可以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而缩小，成为一个学术问题。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是现实的，日本人的思想也在趋向保守，但不能由此认为日本社会已经全面右倾化，抹煞了大多数持中立态度的日本人的存在。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历史问题上统一认识，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要认识到这种可能并努力去实现这个可能，而不能任由历史问题扩大化发展，从而威胁到中日两国在其它领域的核心利益。 对中国来说，应该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积极同日本开展从官方到民间的各类经贸文化交流，开展公共外交，拉近两国人民的距离，扩展两国的共同利益。国内也应该控制针对日本的非理性民族情绪，避免引起日本方面过激情绪的反弹。同时还要加强与日本的战略对话与合作，化解两国在战略上的猜忌，并利用反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倒退的国际舆论来压制右翼势力在的靖国问题上的图谋，为解决靖国问题创造良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