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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认同是从心理学领域引入的，研究政党依附和选举行为的一个重要概念。本文把政党认同的概念作了较大扩展，它是指政治主体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政党所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其对政党做出的一种肯定性的心理反映和行为表达。虽然中西方的政党认同的侧重点有所差异，但是也存在一些普遍的、共同的内容可以进行总结和概括;本文试图从概念与内容、形成基础、发展与变迁这三个角度对其进行阐述和论证。 从广义上而言，政党认同的客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认同政党政治、认同某一政党制度和认同某一政党。政党认同与政党执政合法性虽然二者都有政党的权威以及民众的认同两层涵义，但是显然政党执政合法性更强调前者，政党认同更强调后者。而且，政党执政合法性主要强调政党与政权相关的一些合法性资源，要回答“政党为什么能执政”的问题;而政党认同则主要强调政党自身要生存、发展所赖以的资源基础问题，要回答“政党为什么能吸引民众”的问题。虽然可以认为政治认同与政党认同是种属关系，但是因为二者的形成基础的差异，导致了二者之间因果关系的不对等:一个政治认同感强的国家并非政党认同感强;同样，对一个政党认同度高的国家中政治认同感也不一定高。政党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 政党认同的形成，也就是公众为何要认可、选择这个政党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其中，主要有四个因素:政党意识形态、政党组织、政党领袖和政党执政绩效。前三个因素是内部因素，后一个因素是外部因素。政党意识形态是塑造政党认同的软因素，在塑造政党认同中起着灵魂的主导作用，构成了政党认同的意识性资源。而西方政党意识形态的“兼容化”倾向，反映了西方政党自身随着时代的变革不断与时俱进，为了争取选票上台执政创造了新的契机。但是，政党意识形态的“兼容化”会导致“灵魂的迷失”，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出了西方政党认同的弱化和政党政治的危机。政党组织是塑造政党认同的组织性资源，拥有健全有效、组织严密、动员有力的组织是政党争取认同的有效手段。从中西方政党组织的嬗变折射出政党系统内外环境的变化，也折射出政党认同总体发展的曲线。同时，由于中西方的政治体制、政党体制的差异，使得中西方政党在争取政党认同中的作用有些许差异，中国的政党组织更多的作为一种制度性资源存在，而西方的政党组织更多的作为一种动员机构存在。政党领袖是塑造政党认同的魅力性资源，政党领袖的人格魅力在西方国家的选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人”与“党”在认同方面的失衡，同时公众在判断政党领袖的素质上存在着能力与形象的错位、政党领袖真实形象与虚假形象的交织，在更深层意义上还要思考关于竞争性政党制度下选举的利弊得失。政党执政绩效构成了政党认同的外部基础，是一种功绩性资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政党虽然所处环境、政党体制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不同，都“殊途同归”地的更加依赖政党执政绩效作为政党认同形成的主要资源。但是，执政绩效作为政党认同的资源基础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也不能保证政党认同具备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如果过分地依赖执政绩效，则会给政党执政带来新的“执政困局”。 从政党认同的发展和变迁看，广义的政党认同危机也体现为三个层次。世界各国的政党认同危机的表现形式也不尽一致。当前西方的政党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政党政治的认同危机，即“政党的衰落”，这是政党职能转换的结果，从政党与民主的关系来看，也许是民主抛弃政党的先兆。政党应对认同危机，要建立适度的、包容开放的政党意识形态系统;发挥挥政党组织的制度资源和动员结构作用;要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强政党认同的执政绩效基础;也要发挥政党的利益整合作用，扩大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认同面。 政党的起源不同决定了政党制度的特殊性，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政党认同的特殊性。在中国，除了要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还要正确处理执政党认同与参政党认同之间的关系，从明确性质、发展组织、强化功能三个方面来建构参政党认同，并要实现政党认同与国家认同、政治体制认同的适度分离，实现家家、社会、政党、政府的适度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