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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乃有鉴于在国内互联网金融政策发展的驱动，以及在金融国际化与人民币自由化的政策下，促使国内金融证券行业迅速发展，让基金总代理商在传统营销渠道基础上，增加新的直接网络渠道策略，使业者的销售形成两个营销渠道订价竞争的型态;另外，由于信息科技不断进步，基金总代理商致力发展新的科技体验，改变了购买金融商品的方式，从通过经销商间接渠道的业务人员介绍购买，转而到网络直接购买，促使基金总代理商销售金融商品的方式不再仅限于一种渠道。再其次，互联网金融营销体验的模式，使金融商品购买者逐步改变其购买行为，于是产生了基金直接渠道与间接渠道的订价决策的问题。 综合上述三项现况与趋势，基金总代理商将面对混合渠道营销方式，基金产品也因为混合渠道销售的形式产生渠道间的相互竞争。因此，除了解决渠道订价决策竞争的决策外，基金总代理商的初期投资存货成本也会影响总利润。营销期间因许多包销风险、系统风险与违约风险而产生的后期投资存货回购成本，也使得基金总代理商产生投资存货的损益。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1)探讨设计出一个基金总代理商直接渠道与基金经销商间接渠道的利润模型，并且运用斯坦博格均衡理论(Stackelberg)来求解，探讨基金总代理商直接渠道与基金经销商间接渠道在追求总利润最大时的最佳订价;(2)探讨在基金总代理商直接渠道与基金经销商间接渠道的最佳订价下，在变动的环境条件下，运用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探讨市场批发价格、损益率和两渠道订价、两渠道利润的关系;(3)探讨以实际案例的数据导入利润模型，在基金总代理直接渠道与基金经销商间接渠道的最佳订价下，市场批发价格、损益率和两渠道订价、两渠道利润的不同参数变化的利润组合。 本研究分为一个建立利润模型的主研究、二个实例子研究和一个比较子研究，各自分别对应研究目的说明如下: (1)主研究:根据研究问题与研究现象以量化方法建立一个利润模型。为了达到两渠道价格竞争下利润模型最大化的目的，运用斯坦博格均衡理论(Stackelberg)求解，以探讨基金总代理商直接渠道与基金经销商间接渠道在追求总利润最大时的最佳订价与最佳成本; (2)子研究一:根据实际案例一的数据导入利润模型，并且以斯坦博格均衡理论(Stackelberg)求解。探讨基金总代理商直接渠道与基金经销商间接渠道在追求总利润最大时的最佳订价与最佳成本。运用敏感性分析进一步探讨，在参数变动的环境条件下，市场批发价格、损益率和两渠道订价、两渠道利润的关系; (3)子研究二:由于主研究的利润模型是假设损益率具备正向与负向的变化，在子研究一实证了损益率为负向的部分，所以子研究二将进一步证实损益率为正向的部分，同时也运用敏感性分析探讨，在参数变动的环境条件下，市场批发价格、损益率和两渠道订价、两渠道利润的关系; (4)子研究三:由于子研究一的实例与子研究二的实例在产品性质上各自不同，反应在利润模型与斯坦博格均衡下的数据也各自不同，因此子研究三是针对子研究一与子研究二的实证分析结果做出比较和探讨。 研究发现，销售单一投资基金的渠道策略上，境外基金总代理商与基金经销商为一个混合的传统零售间接渠道和网络直销渠道，其中基金总代理商为领导者(Leader)，基金经销商为追随者(Follower)。在此斯坦博格均衡理论(Stackelberg)求解中，因为基金总代理商为领导者，并且清楚了解基金经销商（追随者）的销售行为模式，故无反应行为。而基金经销商为追随者，其根据基金总代理商的最佳订价后，再决定自己的最佳订价决策。本文以实证方法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在基金总代理直接渠道与基金经销商的最佳订价下，当基金总代理销售给基金经销商的手续费比率越低时，基金总代理直接渠道的利润越低于基金经销商间接渠道利润，两渠道的总利润最高。 (2)在基金总代理直接渠道与基金经销商的最佳订价下，基金总代理的基金存货损益率与基金总代理直接渠道利润、基金经销商间接渠道利润呈正相关，且当基金总代理的基金存货损益率越高时，基金总代理直接渠道最佳订价与基金经销商间接渠道最佳订价也会越高。 (3)在基金总代理直接渠道与基金经销商的最佳订价下，基金总代理销售给基金经销商的市场批发价越高时，两渠道最佳订价也会越高，同时两渠道利润也会越高。 (4)在基金总代理直接渠道与基金经销商的最佳订价下，可得到基金总代理与基金经销商的最佳订价组合表和最佳利润组合表，以作为实务决策的参考。 (5)在不同的私募基金销售型态下，研究显示，基金市值大、流动值大、经销商参与者多者时，是以非最佳直接渠道订价来决策最佳间接渠道订价;基金市值小、流动值小、经销商参与少者时，是以非最佳间接渠道订价决策最佳直接渠道订价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