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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地理著作丰富多彩，其名称虽多样，但究以称“记”者为多，故习称魏晋南北朝地记。魏晋南北朝地记可以区分为总志、水记、行记、从征记、外记、山记、寺塔冢墓记和州郡记等。各类地记的产生和发展，均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特点。各类地记的发展颇不均衡，其中以州郡记为最多，这既反映了当时政治分裂的局面，也反映了西汉以后州郡观念的深化；而州郡记中近半者，是作者记载自己的家乡，且这些作者多为文化士族，这种状况是当时门阀士族重郡望的表现之一，更是地域意识发展的一个结果。地域意识是对地域性的反映，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一种心理认同，是人与地的一种自然情感，它可以抽绎为“乡土观念”。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地域性，其地域性有起因于自然条件者，也有因各地历史传统或社会条件而产生者，还有的因源于其在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地位，种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各地地记分布的不平衡。总体来看，扬州地记最多，益、冀、司、荆、江、交、广州次之，这既反映了诸州在历史时期地位的不同，也反映出各地士人地位和心态的差别。
与前代的地理著作相比较，魏晋南北朝地记具有鲜明的特点：多为私人撰修，政治色彩和实用性较弱；撰写动机多样；体裁和题材多样；作者中又多祖孙父子兄弟，反映了家学相承；文献特点上结合了述地和记人，逐渐成为后世地方志编撰的范例。
魏晋南北朝地记既与士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相关联，又与当时的移民和南方开发相适应，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多种情况，也和当时的时代特点密切结合。透过魏晋南北朝地记，可以亲切而且深切地感触到那一远去时代的政治、宗教、地理、移民、社会、经济、教育、民族、区域意识等众多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