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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通过乔治·艾略特的代表作《米德尔马契》分析创作主体的“协商”功能。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艾略特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其小说价值、作者艺术价值、文体分析以及其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等几个方面。有鉴于此，本文力图对艾略特向维多利亚统治阶级表现出的两面性进行剖析。新历史主义认为，对于创作主体而言，“协商”是一整套的操作程序，它大体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对于自己从社会直接获得的或是通过“流通”从他处获得的各种各样的经验材料进行协商;将自己的创作活动同当时社会的政治和文化总体情况进行协商;将自己的作品同读者或观众的审美趣味和爱好进行协商。因此，创作主体在表达自我意识的同时，因其不可避免地要受权力关系的制约，最终与主流话语形成颠覆与抑制的悖论性关系。 在《米德尔马契》中，人物塑造上的诸多悖论正是艾略特既想颠覆统治权威，又巩固了统治话语的明证。这篇论文由六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介绍小说《米德尔马契》的创作“背景”，其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第一章概述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功能论和意识形态论，包括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权力观以及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提出的创作主体的“协商”功能。之后的三章分别从阶级权力斗争、两性权力斗争以及道德和宗教的矛盾这三种权力关系，分析艾略特通过人物悖论完成了其“协商”功能的过程，揭示出艾略特在颠覆阶级（等级）歧视、男权偏见、正统宗教的主流话语的同时，又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消解了这种颠覆力量而巩固了统治权威。 结论部分，笔者指出《米德尔马契》中的人物悖论源于作者自身改良主义的良好愿望，而这些人物悖论本身也是作者自己的悖论。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看，艾略特所提倡的“人本宗教”是一种超越，因为它体现了文人雅士对于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然而就其现实主义角度来说，它又无疑是一种妥协，具有镇定他异力量而巩固主流话语秩序的功能。怎样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既是当时文人的困境，也是女性作家的书写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