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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1997年以来的货币政策并不理想，先后出现了宽松货币政策下的通货紧缩和紧缩货币政策下的通货膨胀。其原因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应低下，参与主体出现了行为偏差。为提高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协调发展，有必要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参与主体的行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本文以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为研究目的，立足于我国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将货币政策传导中参与主体的行为作为研究切入点，以货币政策信号的发出、传导和接受为研究主线，构建起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发现参与主体的行为偏差，找寻其产生的原因，进而提出修正参与主体行为偏差，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对策性建议。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本文回顾了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相关理论，归纳了有效性的衡量标准和检验方法。依照中央银行体制的变化，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演变历程分为三个阶段，考察每个阶段货币政策传导的特点和有效性，并运用计量方法发现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较低的问题。 人民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者，其发出政策信号正确与否、强弱是否恰当，关系到货币政策能否得到有效传导。动态不一致问题使得中央银行的信誉成为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因素，而我国货币政策缺乏连续性和透明度，导致人民银行信誉较低，影响到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此外，人民银行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使用方面存在诸多偏差，制约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 货币政策决策和操作的每一变化是否会产生合意的效果，关键要看金融机构是否会将政策信号及时传导到企业和居民。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存差刚性增长、贷款投放对货币供应量变化反应迟钝、贷款投向集中且为“关系型”，利率信号传导在商业银行环节出现梗阻等问题。 作为货币政策信号的受体，企业和居民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本文分别研究了货币政策价格和数量信号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并分析内生性货币供给条件下企业投资行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具有特殊作用，探讨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企业投资的内生机制。此外，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研究居民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的行为，发现文化传统导致居民阶段性消费安排、体制不确定性引发粘性预期效应、收入差距过大造成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等因素导致我国居民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出现行为偏差。 随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化，地方政府日益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在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本文从博弈论视角，分析地方政府干预货币政策传导的种种行为;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我国地方政府的“经营”行为，及其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立足于我国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从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的角度，提出修正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参与主体行为偏差的对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