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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莫尔将企业家活动划分为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并认为政府激励约束结构的改变会影响企业家才能在两种活动之间的转移配置。本文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企业家激励约束模型，并在这个模型的框架下对我国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变迁过程进行了一个比较制度分析。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首先，本文从企业控制权角度入手。当政府官员完全掌握了企业控制权时，选择成为政府官员的效用更高，这对企业家才能产生了以下两种扭曲性效应:其一，在企业内部企业家才能被政府官员才能所替代而处于一种“抑制”状态;其二，一部分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会选择成为政府官员而不是企业家。因此，首先应在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之间进行分权，从而在企业内部用企业家才能来替代政府官员才能。 之后本文从企业家报酬激励机制角度进行了分析。当企业家报酬激励不足时，会对企业家才能产生以下三种扭曲性效应:其一，企业家由于报酬激励不足，从而可能将其创新才能主动“关闭”;其二，企业家利用企业控制权从事于能给他带来更多私人收益的非生产性活动;其三，离开企业，重新进行职业选择。因此，必须设计一个有效的企业家报酬激励机制。 在第三部分本文分析了产品市场对企业家才能的影响。我国经济转型前，民营企业家才能处于被“禁闭”的状态。转型后，政府激励约束结构发生了变迁，民营企业家才能开始“解禁”和“打开”。由于民营企业的进入，产品市场通过其竞争机制、盈亏及其破产机制对非生产性企业家活动产生了约束作用。同时产品市场价格机制的矫正也引导企业家才能由非生产性活动向生产性活动转移配置。 本文在第四部分分析了资本市场的影响。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不确定性、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因此我国金融机构只有当贷款没有政治风险时才愿意放贷，这使得拥有更多关系特权和政治资源的国有企业获得了大量的融资，而那些没有关系特权和政治资源的民营企业家和创业型企业家则陷入了融资困境。这对企业家才能产生了以下两种扭曲性效应:其一，大量的企业家才能和注意力被配置于获取关系特权和政治资源等非生产性活动;其二，融资市场的非自由准入导致产品市场的竞争不充分，从而使得产品市场的竞争机制、价格机制、盈亏及其破产机制对非生产性活动的约束作用弱化。 在第五部分本文从企业家市场角度进行了分析。“二元性企业家市场”的存在使得企业家要素资源缺乏自由的流动，从而使得企业家市场的竞争机制和声誉约束机制对非生产性活动的约束效果弱化。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我国经济转型前后政府激励约束结构的变化对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影响，从而验证了鲍莫尔的观点。此外，本文还分析了我国目前企业家才能优化配置过程中所存在的障碍。本文认为，现存的最大障碍是金融市场的非自由准入和“二元性企业家市场”。因此，必须建立一个自由的金融市场和弹性流动的企业家市场。 因此，本文对于企业家才能优化配置过程的逻辑思路是:首先，在企业内部用企业家才能替代政府官员才能，从而通过企业家创新和生产性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来推动企业的发展;其次，通过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和企业家市场，从而在事前对各种企业家才能进行“甄别”和筛选。在这样的有效市场中，只有那些高才能的企业家才能获得进入产品市场竞争的“选票”（即资金）和获得进入某一个企业的“选票”（即成为企业家），而那些低才能的企业家则被“无情地”挡在金融市场和企业家市场的门外;最后，通过建立一个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从而在事后再一次对各种企业家才能进行“甄别”、筛选和淘汰。 通过这种来自于金融市场、企业家市场和产品市场反复“甄别”、筛选和淘汰的动态过程，最后只有那些最具有创新精神的和从事于生产性活动的企业家才能继续留在市场上，从而达到企业家才能的最优化配置，推动我国经济的“创造性破坏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