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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Gabriel Tarde的模仿理论为主要理论根据,将模仿现象看做社会普遍现象以及社会构建基础,通过人类语言学的研究途径进行参与观察和语料收集,继而把语料分析和理论解释相结合,对微博空间出现的语言模仿现象进行研究。首先,我们意欲阐明模仿现象的“对话能供性”,亦即对“主体间性”和“客观能供性”的交叉地带进行研究。借助Goffman的对话参与框架理论,我们区分了微博的五类信息接收者,分别是直接对话对象、直接信息接收者、间接信息接收者、其他潜在信息接收者以及“被驱逐者”,这五类信息接收者被置于环形影响力模型的不同层次。同时,我们发现关于微博信息接收者参与状态的界定相对而言较为模糊,必须放置在具体语境才能得以澄清。而后,我们将目光转向微博话语的生产和展示形式,并尤其关注转发微博以及累积转发微博这一话语生产方式,在我们看来,转发导致的话语复述可以看做模仿形成的雏形。对于一条转发微博,我们建议了两种阐释方式,或者将之看做剧本片段,或者将之看做多重话语嵌套。与微博话语生产相伴随的内在对话性使这一生产过程远不仅仅被看做一种待掌握的话语生产技艺,更同时潜在地培养了人们的语言组织和思考习惯:鼓励他们在自己生产的话语中接纳、融入“他者”话语。可以说,微博话语的生产即一种互文间性的生产。在第一部分的结尾,我们回到空间主体间性的问题,将主体关系从具体对话移至整体空间进行综合审视。我们发现,微博使用者之间或者是即成事实的对话者,或者是潜在对话者,他们之间可自由而亲密地接触,距离化作乌有,并且他们的关系中融入了空间虚拟性造成的“表演”成分,这都使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场Baktine笔下的对话“狂欢”中。但需得一提的是,在微博空间中,等级关系并没有消失,并且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真实的社会等级关系,但这种等级优越性同时需要服从于空间的对话逻辑,由话语能力决定优越性的延续、削弱乃至消失。如果说文章的第一部分是对模仿现象的产生条件的说明,第二部分则进入了对于模仿现象的生成、功能等的具体研究。我们首先重新界定了我们的语言模仿研究范畴:我们认为语言模仿现象作为一种人类本能,最大范围地涵盖了一系列语言学家以不同方式分类命名的语言现象,包括引用、剽窃、隐射、讽刺、风格模仿以及滑稽模仿。我们将Jacqueline Authier-Revuz的“显现的相异性”以及“构成性相异性”与Baktine的复调理论结合,在两个层次上分别对模仿的多声复调性进行解释——这一复调一来表现在我和他者的声音叠加,二来表现在内在分裂、无法达到统一融合的自我之间的声音叠加(尤其强调语言自指功能)。这两个层次共同构建了模仿现象围绕话语主体进行的分析模型。通过语料分析,我们看到微博写作者在同一微博中作为“作者”和“说话者”的不同身份发出的不同声音,也可以看到同一“说话者”由于话语目标指向相异而造成的不同声音的混合:在微博语言模仿中,模仿者的话语目标可指向他的间接模仿对象(范例源)、直接模仿对象(同一组对话中的模仿对象)、直接对话对象以及其他合法的话语收听者。我们重点观察了当话语指向范例源和模仿对象时的表达功能,发现说话者可以通过模仿来表达自己参与某公众事件、或者加入某集体话语创作的意愿,可以通过模仿中的语气语调叠加暗示自己对于相关公众事件的看法,并能够通过模仿中的间离效果表达对于自己所生产话语的元语言思考甚而同所模仿对象进行某种意义的元语言商讨。我们以“土豪”为例展示了这个词语如何在微博语境下获得新生,并在这一词汇大规模扩散模仿的过程中发生意义改变。我们观察到我们所有考察的语料都经历了意义场被无限扩大的过程,而这让我们对于模仿现象导致的语言滥用现象进行思考。我们借助Roman Jakobson理论重新审视了我们的语料的语言学功能,发现被大规模传播的语言表达的情感功能、组诗功能和元语言功能比指称功能更为重要:情感功能——这些被大范围传播的语言表达最终仿若化为一声叹息,一句慨叹;组诗功能——说话者在潜意识中通过模仿造成的声音共鸣和划一韵律来加强情感的表达效果;元语音功能——语言模仿是一种元语言行为,体现了说话者对于某种表达方法的肯定或者反对的态度。对于这些语言功能的强调事实上反映出在微博空间上语言规范意识以及语言观念的转变。由此,我们的问题也从关注“为什么要进行语言模仿”转向关注“为什么选择这些表达方式作为模仿范例”我们调动描述性和感知性研究手段,总结在模仿过程中被不断重复的语料事实的规律性特征,并辅以元语言话语评价,对微博的语言观念表象进行探究,并罗列出其中的代表性观念:首先,微博使用者通常反对对于历史语言的等级划分以及精英语言观,他们摒弃通过时间积累而成的某种特定语言的优越感,并摘下所谓语言的“正确用法”头上的皇冠。他们认为异质性是语言的内在属性,而有关语言统一性的呓语实质上是基于身份统一性的要求而形成,而身份的同一性在微博空间本来就已经受到质疑。其次,他们不再调用表达“是否正确”这样的评判标准,而取代以语言的简洁性和有用性标准,尤其是有用性标准覆盖了语言的表情表意能力、语言的语境适应能力以及对于社会变迁的认知心理自反能力。这一转变暗示了人们从对于他者评价的关注转向对于自我表达需求的满足。最后,他们通常支持圈子语言的形成,热衷于编码解码,以此作为圈内圈外的身份性标识。在这里,微博上语言创造性的遍地开花和语言传染性的模仿现象的对立似乎得到了解释:不断涌现的圈子语言在这一平台扩散并得以相遇,语言创新作为语言的混合产物相继产生。在文章的最后,我们将Bourdieu的语言市场理论中表述的语言权力结构分解为模仿现象不同阶段的权利介入:从语言变体的展示,到范例的选择,再到范例的推广。我们将这一模型运用于微博语言市场,继而发现:虽然我们还不能将微博语言市场形容为Baktine意义上的“狂欢时代绝对平等的胜利”,但这一大众、精英、管理者对于语言范例选择和推广的力量博弈和制衡以及愈演愈烈的互补模仿,至少可在某种程度上被看做一种“语言选举的民主”。而现实生活等级结构在微博空间的再生产、以及现实和虚拟角色间的重合性让我们有机会进一步探讨微博语言市场和官方语言市场的互动、渗透和竞争,并思考语言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也即多元和一元、标准的架构和解构、身份的统一性和碎片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