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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的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的独立，进而发展了人的独立思想能力;中国政府的开放为容纳多元社会状态做好了准备;社会的进步促进了民主化进程和公民意识的发展，因此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公共空间领域在不断扩展中释放。尤其足新一届政府“以人为本”理念的贯彻，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促使公民意识的膨起和整个公民社会的苏醒复活。随之而来的许多新的社会现象需要有合理解释，并需要社会提供更加温和和宽松的生存条件。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就主要体现了这种社会变动。同时，中国社会的这种变化对国家政府的对外决策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和制约，例如在传统外交的概念上，一直足政府问交往为主要特征，而公众对国家对外政策的知情诉求与参与渴望大大超乎以前，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政府体系和分散的民众之外的第三支力量上来，即关注中国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民间非政府组织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力量。90年代在外交领域，出现了涉及对外关系并以之作为活动宗旨的非政府组织（本文就是选取这样一个以保卫钓鱼岛为宗旨的非政府组织，即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这无疑足新中国政治史的一种崭新现象。 中日之间存在的钓鱼岛问题由来已久，海外及港台地区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民间保钓运动就一直未曾间断，但是大陆民间却一直没有在中日钓鱼岛纠纷上发起任何保钓行动，直到2003年大陆民间保钓组织浮出水面。其生长特点及在国内产生的重要影响颇为值得研究。 本文属于社会研究方法上的实证研究选题。之所以选择中国大陆民间保钓运动作为个案主要因为:首先，现实依据主要在于资料的可接触范围，作者通过会议与个别访谈的方式与中国大陆民间保钓运动的组织成员进行了接触，这相对于接触国家间事务高层交往的资料要容易得多，并且可以获取第一手资料。其次，是现实可操作性，作为实证研究，除了应该具备的理论上的辨析和应用，更重要的是解释现实并预测发展，如果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有说理的过程，可以借助案例研究来实现这一目的。 本文主要通过六个部分对中国外交领域中出现的非政府组织做出阐述，主要包括对中日钓鱼岛问题的历史回顾、2003-2004年大陆民间保钓活动脉络描述、保钓组织成长背景、保钓组织模式分析、保钓组织与政府和民众的互动分析以及保钓组织对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分析: 文章第一部分对中日钓鱼岛问题及全球华人保钓运动的历史进行了回顾。 中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争议由来已久，从甲午战争到20世90年代钓鱼岛问题一直处在两国的争议之中。其中美国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文章对此也进行了初步分析;全球华人保卫钓鱼岛运动自1970年代开始，主要集中于海外和港澳台地区。从1990年代开始，以港台为主的保钓运动继续掀起高潮，在此期间，中国大陆民间保钓运动也开始初现端倪。 文章第二部分主要对2003年-2004年中国大陆民间保钓活动的脉络进行了描述，希望以此提供尽量全面的观察民间非政府组织的背景。 文章依次对中国大陆民间保钓6.23首航行动的筹备和出海经过、2003年10月7日两岸三地联合保钓行的筹备与出海过程、2003年12月召开“保钓论坛”的现实依据和基本成果、2004年1月以开发旅游航线为名义的出海试航以及保钓组织“3.23”登岛行动高潮从微观角度进行了回顾。 文章第三部分对中国非政府组织生长进程进行了背景描述，主要阐述了中国大陆民间保卫钓鱼岛组织成长的宏观与微观背景。 其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和非政府组织管理方面相关法律的建立构成了非政府组织成长的宏观环境;而非政府组织成长的微观环境更加微妙，包括非政府组织人员作为社会中间层的社会身份、新一届政府“以人为本”的外交理念以及保钓组织自身作为民间力量所采取的一系列比较成功的试探动作，以上各种因素共同构成了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现状中发展的土壤。 文章的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了保钓组织的动态与静态模式。 在静态构成模式上来看，中国民间保卫钓鱼岛组织的存在模式具有不同于带有半官方性质的非政府组织的特点，文章主要分析了三大基本特点以及保钓组织的这种构成特点给该组织自身带来的固有挑战，包括构成成员的非专职性使保钓组织面临合法性的挑战;召集志愿者的运行方式使得保钓组织面临合作的挑战;保钓组织非盈利性质使得如何保证组织经费收支为其带来了可持续性的挑战。 在保钓组织动态行动特点上，文章主要结合第三部分对主体活动内容的分析，论述了其活动在组织与行动过程中的行动模式特点:包括保钓组织的召集者进行集中决策;保钓组织在运转过程中主动寻求专家学者的理论支持;诉诸媒体争取社会支持等三个方面。 文章的第五部分足全文的重点，也是本文写作的重要目的，将中国大陆民问保钓组织自身与政府、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论述分析。 本文认为保钓人士的态度比较积极，但经过多次各有成败的活动之后，保钓人士对自我定位进行了反思:既对活动本身进行了反思，也对组织机制化进行了反思。 相对于热情高涨的保钓组织来说，公众的反应就要更加多元，质疑与支持并存，中立态度占据较多的比例，反映了公众比较冷静的态度。 中国政府的态度最值得关注与探讨，一直以来政府都对钓鱼岛问题持立场坚定的态度，此次在中国民间力量表达对日强占钓鱼岛的民间情绪后，政府及时就中国国民开展保钓活动以及保钓人士的安全问题，发表了多次立场声明，对日本的行为表示了抗议，但是态度都比较谨慎。总之，中国政府多次表达了对钓鱼岛不容置疑的主权，同时，对保钓组织的行动和情感持理解态度。 文章在第六部分对民间保钓运动影响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两个方向进行了分析。其中，文章对保钓组织的活动可能产生的对中国政府对外决策的影响力以及保钓行动对中日关系发展的影响力都作了现实描述和预测。 本文上述内容对于分析下列问题进行了铺挚、展开:在外交事务领域里，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基于怎样的背景，又是如何开展活动的？政府对这些组织及其活动做出了什么反应？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对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对这屿问题作出回答，而这些问题对理解中国外交决策的走向具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