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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后，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出口大规模增加，同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逐渐提高。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从整体还是从分区域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加。但对于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出口等其他影响因素之间在经济上是有怎样的联系及其哪些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深刻的影响，这些内容都不能从数据表面中得出，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路径的假说(理论)最具影响力的是Dunning(1981)的投资发展路径假说(理论)。它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动态发展，最基本的说法是一国的直接投资流量与该国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该假说在以后的发展中进行了修正。Dunning和Narula(1996)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依赖于经济发展水平之外还应该考虑人力资本。Dunning(2001)年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时仍然得出经济发展水平主要决定着直接投资流量，同时出口对其也有影响。投资发展路径假说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作出了很好的解释，但它是否使用于中国这一特殊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还有待研究。
本文以Dunning(2001)的投资发展路径假说为基础，以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国出口、人力资本为解释变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被解释变量，对该投资发展路径假说进行修正考虑到出口、人力资本后，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重点是为了检验投资发展路径假说是否适合中国的情况，即在修正模型的基础上检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否有显著的关系，同时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比较深刻的因素进行了探究。在研究方法上，本论文采用了中国31个省市1999-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建立直线函数并利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各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短期和长期的波动。
本文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中国整体角度进行的检验。在该部分中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得出短期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比较显著，长期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出口和人力资本影响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第二部分基于中国对外开放开放由东部到西部逐渐扩张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由东部到西部逐渐递减的事实，分别从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进行检验。在该部分的实证分析得到东部地区中各个因素都显著的通过了检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都不显著。西部的检验情况最不好，短期内各变量都不太显著，但长期内各变量共同显著影响着西部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然后对实证结果进行了比较并分析其中的原因，比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东部地区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超过了中国总体，都大于中西部地区。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进行对外开放比较早，程度比较大，投资环境较好而导致经济发展比较快，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的优势。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根据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得出从中国总体情况来看，投资发展路径假说适用于中国的情况；但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情况比较符合投资发展路径假说，而中西部则不满足。然后又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从总体来说，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应适当控制投资规模，增强外商直接投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等；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在鼓励对外直接投资时仍要注重规模和质量，中西部地区应注重培养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