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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文学家入蜀”是一个有意思的课题。学界关於这一时期作家入蜀的个体研究早已有之且成果丰硕,而尚未见总揽全局的综合研究。本文立足基本的文献考证,从清理本事做起,力图全面勾勒出这一重要文学现象的大体轮廓；复从历史和人文地理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探究。全文包括引论部分和正文五章。
引论分三小节。第一小节先对“自古诗人皆入蜀”的说法来源进行考察,发现其与唐五代文学家入蜀有直接关系,其中尤以杜甫入蜀最受关注；明清两代巴蜀的文化环境,以及民国後期的历史背景,均对遣一说法的广泛流传有着重要而直接的影响；然後论证这一命题的合理性,引出本文的题目,并提出一系列亟待解答的问题。第二小节在辨析“巴”、“蜀”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对本文的“蜀”这一概念作出界定(即巴蜀合一、以蜀统巴意义上的蜀),并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对蜀地的地理环境与文化特徵作了简明概括,同时附带简介唐五代巴蜀的政治地理、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的基本情况。第三小节为本课题研究现状综述。
第一章依据文、史一手文献,参考大量已有研究成果,对唐五代全部作家进行逐一清理,勾稽707位作家的入蜀本事,并据其“时间先後”和“空间离合”编成《唐五代文学家入蜀编年史稿》,勾勒出这一文学现象的大体轮廓,并建构起全文立论的基础。
第二章从时间维度对唐五代文学家入蜀现象进行考察。第一小节是基本数据统计。在把唐五代三个半世纪等分为十一个时段的基础上,制作《唐五代文学家入蜀分时段名单》和相应的图表,揭示出入蜀现象在时间维度上的基本特徵:一,入蜀人数的峰段为第五至九时段(748—903),形成持续150余年的高潮状态,其中第七时段(812—842)处于最高点。二,谷段为一至四时段(618—747)和十至十一时段(904—965),即初唐百余年和两蜀割据时期。三,第四、五时段之间和第九、十时段之间,呈现出大幅起落的剧烈变化。针对这一时间特徵的描述,第二小节从宏观角度就其深层的支配因素进行追问。结合唐史研究的相关成果,本文认为唐五代时期驱动大批文人入蜀的主动力并不在于巴蜀本身的地理、经济、文化或民俗原因,而是外部因素,即有唐一代帝国全局性的政治风云；中国三大历史波澜之一的安史之乱,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三小节复从微观角度考察文人入蜀动因的具体构成及其动力机制。根据对《入蜀编年史稿》所列文学家生平行踪的考证,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进行逐一辨析,本文列出入幕、仕宦、流贬、游历、避乱、出镇、奉使、侍亲、应举、仕两蜀共计十类具体的入蜀动因,并就“出镇入幕”、“流放贬谪”和“游历”三大主要动因展开论述,且从心理层面分析了入蜀动力机制的具体构成。本章所有的论述均立足于历史和时间的维度,揭示出唐代政治形势的变化对文人入蜀的深刻影响,最後过渡到空间维度的论述。
空间书写的内容主要借鉴人文地理学的空间移动理论进行设计。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模式包括移出场、移动路径和移入场三大要素。唐五代文学家入蜀是一种具有较大时间跨度的群体性空间位移,从这三个角度对其进行空间书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当时的文学情景和文学版图。第三章主要讨论“移出场”和“移动路径”。关於“移出场”的论述首先仍据《入蜀编年史稿》统计出入蜀文学家的本贯分布情况,制成相应图表。文章认为,从全局动态的角度看,受唐五代全国文化重心的地理位置及移动规律所支配,文人入蜀的主要流向是自北而南,而非自东徂西；以地域文化的角度观之,唐代巴蜀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接受外来地区文学的影响,主要来自关中、河南、河东、河北几大地域,以州府论,京兆府、河南府、蒲州、幽州、趟州、太原府等传统的人文荟萃之地是文人入蜀的主要“移出场”,亦即巴蜀文学发展的主要外来输入之源,人数越多,其作为输入源的历史必然性也就越强。“移动路径”指外地文人出入蜀中的交通路线,它不但是文学的传播路径,本身也是文学活动的发生场。这一部分内容主要借鉴严耕望、冯汉镛、黄盛璋诸家的研究成果,分北线(蜀道)和东线(峡路)进行综述,同时结合论述入蜀文人的沿线创作；因其入蜀多自北南下,故以蜀道为重点,峡路则略及之。北线和东线作为文人入蜀的两大移动路径,乃是各地域文学与巴蜀文学之间相互接触和彼此影响的空间途径；在唐五代巴蜀文学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蜀道和峡路见证了“天下诗人皆入蜀”的历史风云,同时也成就了自身文学大道、诗歌之旅的历史地位。
第四章的内容包括唐五代巴蜀文学的外来输入性特征及入蜀文人“移入场”的论述。第一小节依据对於唐五代全部文学文本的考察,统计出《唐五代入蜀文人蜀地文学创作分地点数据表》,并制成《唐五代入蜀文学家移入场分布图》。下一小节立足於巴蜀本土角度对於这一分布图进行解读。文章认为,唐代巴蜀文学是全国范围内无可争辩的弱势区域；同时由于政治地域的格局变化,它又受到来自北方政治文化中心的巨大影响,迎来了自西汉以来重生和复兴的历史契机,其文场并不寂寞,大批入蜀文人就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具体参与者。进而言之,这些文人乃是巴蜀文学发展的源头活水,是唐五代巴蜀文学复兴的主力军,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巴蜀本土作家。这说明,唐五代巴蜀文学具有强烈的外来输入性特徵,蜀地以兼容并包的开放姿态面对外来的文化输入,接纳各种异质的地域文学因素,并与自身固有地域文化特徵交互融会形成新的特质,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提升了本土文学的品位。第四小节深入到对於“移入场”的具体论述,副标题“文人笔下的巴蜀”点明了本部分内容的着眼点。这一部分立足於文学文本的分析,着重论述了入蜀文人在蜀地腹心地区成都府、汉州、梓州、绵州以及其他重要地区如利州、剑州、间州等地的文学活动,并简介其他诸州的情况。本小节所有论述,都紧紧把握“人”与“地”的基本关系,从文学地理的角度审视入蜀文人在巴蜀文学活动的空间离合,力图揭示出入蜀文人与巴蜀大地在唐五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人地互动关系,并细绎这一互动关系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表现。
“空间书写”的论述始终围逵文学与地理的关系作文章,唐代巴蜀文学的外来输入性,以及入蜀文人与巴蜀大地的人地关系则是两个“基本点”,并触及了“入蜀”这一文学史现象对巴蜀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的话题,点明唐代文入蜀与宋代蜀人出川的内在联系。第五章仍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出发,以贾岛和杜甫二人为例,略论唐五代文人入蜀在後世代代形成的文化积淀。今人凭借这些入蜀文人留下的文学作品,得以重现他们在巴蜀大地上的一幕幕生活场景,欣赏到别具魅力的文学空间之美。这一部分具有余论的性质。
全文以考为基础,依据基本可信的《入蜀编年史稿》制作成相关的数据统计表格,借以支撑全文的论述；文章的主体内容--时间和空间的论述表面上是一个问题的并列两端,实则二者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综观本文所论,涉及文学、历史、人文地理学诸学科,而聚焦的中心则在一群特殊的“人”--唐五代入蜀文学家,这就是本文所坚守的文学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