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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化社会发展的一种过渡状态，风险社会的出现和存在并非是偶然的、局部的，它以风险的不确定性为特征，广泛地渗入到现代化国家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全球化的风险背景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不仅呈现出一般社会发展的风险特征，还表现出了在既定体制和制度之下的特色风险环境。基于这一宏观的社会现实背景，本论文以“风险社会”为研究视阈，系统全面地对中国电视新闻的风险传播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的研究，在以中国电视新闻的风险传播理念与实践为核心研究问题的基础上，深入论述了中国电视新闻在风险传播中的自反性建构及其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能动性效用。 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本论文借用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概念中具有普适意义的核心观点，目的是利用其理论的反思性和前瞻性来对中国电视新闻在风险传播中的理念与实践进行本土化的解读和研究。然而，受制于有限的时间、学识和精力，本文选择了以点带面的方式——以社会影响力较大的风险传播案例为研究焦点，以常态的风险传播状态为补充来展开研究。本论文从中国电视媒体的风险善治与响应传播出发，剖析了转型风险期中国电视新闻的角色、身份、功能及其价值，并通过对个案的深入剖析，宏观地考察了中国电视新闻在风险传播过程中的风险呈现与遮蔽、风险再生与放大、风险告知与预警、风险沟通与协调、风险平衡与控制以及风险文化的建构与传衍等多种表现，旨在为中国电视新闻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作出有益的探索。 在研究框架上，本论文从转型期中国社会特色的风险环境出发，在对贝克“风险社会”概念及其理论内涵进行本土化阐述后，将中国转型期风险社会中的风险类型划分为自然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科技风险四大类，并以此为逻辑主线逐一剖析了自然风险中电视新闻的风险告知，政治风险中电视新闻的风险控制，社会风险中电视新闻的风险协调以及科技风险中电视新闻的风险涵化，进而构建出风险社会视阈下中国电视新闻之于风险传播的整体框架，并针对电视新闻在风险传播中的自反性建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批判式解读。 在研究方法上，本论文主要运用逻辑演绎和内容分析的方式，分别从电视新闻的风险传播理念与实践着手，一方面管窥了其在四种不同类型的风险传播中的报道内容、表现方式、社会功能以及传播效果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考察了不同风险类型之于电视新闻传播的内在要求和规范，试图从中总结并发现电视新闻风险传播的一般规律与特殊机制。 在结构体系上，本论文共由四部分、六章构成。 第一部分是绪论，详细阐述了本研究的源起、意义、价值及相关研究的现状。对于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来自传统风险与现代化风险的压力与日俱增，作为社会守望者与监督者的电视媒体，如何通过其新闻传播理念价值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业务操作的应对，来承载传播与自我发展，发挥传统主流媒体在构建社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本论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对在风险伴随的社会转型期、风险高发的矛盾凸显期及风险应对的和谐发展期中的电视新闻传播进行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是为日后电视媒体的自我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建构提供了多维的思考角度和实践参照。作为梳理性的工作，本章着力解决本研究的理论依据和研究对象等方面的问题。 第二部分，也是本论文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包括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按照四种不同的风险类型将中国电视新闻的响应传播划分为四个章节。其中，第二章考察了电视新闻在自然风险的响应传播中，通过对风险环境的监测、风险信息的告知，特别是对重大突发自然风险的现场直播，来为社会公众提供充分的信息参考，搭建风险预警的信息桥梁，动员和协调社会各组织要素共同应对风险。然而，在对自然风险进行响应传播时，电视新闻也因其特定的媒介议程框架为社会公众营造了一个拟态的风险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不确定”的风险伴随着电视化的放大与再生，将受众带入了一个极具电视化色彩的“风险感知”与“风险想象”的世界。至此，电视新闻风险传播的两面性尽显无遗。 第三章考察了电视新闻在政治风险的响应传播中，一方面通过对风险信息的选择性呈现与遮蔽，来践行“把关人”的主体功能;另一方面通过与政府组织机构之间的互动干预，来完成丛“听政发布”到“训政解释”的身份转变。在政治风险传播中，电视新闻以强有力的舆论整合力和引导力，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第四章考察了电视新闻在社会风险的响应传播中，分别从价值认知与情感协同两方面作用于社会公众之于风险传播的媒介素养，并通过对社会公众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和参与权的满足和保障，来践行从“社会守望”到“社会对话”的风险传播理念，旨在以“公共新闻”的媒介角色参与到公民社会的民主化构建。 第五章考察了电视新闻在科技风险的响应传播中，通过模拟化的风险呈现与故事化的风险演绎对科技风险进行解神秘化，充分发挥了其晓之以理的风险告知，动之以情的风险预警以及形象生动的风险涵化功能。此外，作为现代科技的产物，电视媒体在常态的科技风险报道中，还善于广泛运用丰富多样的节目形态来培养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建构社会公众的风险文化。 第三部分是第六章，是在对第二部分研究进行宏观总结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了风险社会视阈下中国电视新闻传播的响应机制与社会价值。第四部分是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局限及其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本论文结论性地认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重要力量，电视新闻凭借其在风险传播中的特有的媒介身份和媒介逻辑，积极发挥着风险预警、风险控制、风险协调以及风险文化传衍等社会功能，并通过对风险的电视化善治来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