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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僧官都僧录来源于中国古代的中原僧官体制，直接源头就是唐代中期设立的以僧录为主的中央僧官体系。但是敦煌的都僧录又有自己的特色，其一、在唐宋时期中原地区的僧录往往是中央僧官，直到元代以后，僧录才变成地方僧官，而敦煌的都僧录很早就已经变成地方僧官；其二、中晚唐时代中央的僧录是最高僧官，而敦煌都僧录在设置之初却处在都僧统之下，渐渐成为都僧统的次官，成为敦煌僧官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高级僧官，可见敦煌僧官体系的包容性极强；其三、敦煌的都僧录一开始就是高级僧官，在张氏归义军时期地位较高，一般仅次子都僧统和副僧统，而在曹氏归义军时期略有变化，有时处于都僧政之后，但是仍然是都司的重要僧官领袖。
在约两百年的归义军时期，敦煌经历了十几任都僧录，其中不乏当地著名僧人。已知有几任都僧录还升任了最高僧官都僧统，其他未能够升迁的有些已知是身体寿命的原因。都僧录去世后的丧葬事宜大概可以由都司办理，也可以由住寺僧人操办，其它各寺院都需要送礼品助葬。都僧录去世之后，还会有人为他写邈真赞，以流芳后世。
都僧录作为都僧统司的重要僧官领袖，对敦煌教团的事务进行管理，他的职掌大概有七项：一、与归义军衙门联系，二、与管内诸寺院联系，三、与边镇僧人联系，四、安排都司葬仪，五、都司的经济算会，六、石窟修缮，七、管理教团道场。都僧录活跃在敦煌社会，参加很多活动，包括：一、参加俗家法事，二、撰写佛堂功德记，三、参与朝贡，四、参加俗讲活动，五、参加讲经活动，六、出席行城活动，七、授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