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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康拉德的作品总是充满了行动和事件，描绘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身的较量。而康拉德在他的主人公身上倾注的感情往往是矛盾的，有着一种在传统与文明交汇的时代里，对复杂的人性产生的不安与困惑，一种在变化了的精神氛围中洞见了理想与价值的扭曲与失落后，对重拾一切的怀疑与希望。 1900年出版的《吉姆爷》是康拉德小说创作的中期的一部重要作品，对于揭示作家复杂的时代反思与文学理念较有代表意义和借鉴意义。对即将到来的20世纪，敏感先觉的他预见了信仰的丧失和人的堕落，但又对人自身怀抱希望。本文以在西方文学中颇为重要的“英雄—人”主题作为研究视角，根据小说本身蕴含的两个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一定向度的部分，即帕特那号部分（“人”的向度）和帕图森部分（“英雄”的向度），把主人公吉姆的人生历程概括为“英雄→人→人的自我英雄化”，并运用文本细读和比较学的方法，分别以《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中的“英雄—人”主题作为参照，在具体的分析比较中，发现《吉姆爷》中展示的作家对于“英雄”与“人”的理解与困惑，其实是以《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为代表的西方文学中“英雄—人”主题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与变异，体现了在这个人类渴望重新树立信仰与建立秩序的时代，作家试图解答人的信仰和出路等难题所作的努力。 本论文主要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即绪论主要回顾和分析了西方文学中“英雄”形象的精神特质及以《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为代表的“英雄—人”主题，提炼出《吉姆爷》对西方文学史中“英雄—人”主题的继承和变异性，并从个人思想史和时代背景的角度具体分析了它的成因。而最后的研究综述则对本文比较的背景、缘起以及创新之处进行了梳理。 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吉姆爷》中的帕特那号部分与《哈姆雷特》的异同之处，展示了康拉德在“人”的向度上所作的不同的思考。在第一节中通过描述吉姆与哈姆雷特一样怀揣英雄理想，却在现实中成了行动的懦夫的现象，揭示了传统英雄主义价值观在时下的失效;第二节则通过对人性的反思，分析了出现英雄蜕变成人的历史和社会因素，质疑了建立英雄业绩的根基——道德准则和信仰;第三节主要分析了吉姆一系列非理性表现，与消极绝望的哈姆雷特不同，吉姆道德和信仰的简单性使其仍旧怀揣对未来的希望，而丰富的想象和不灭的信念则被康拉德视为人超越自我、成为英雄的重要条件。 第三部分通过联系《吉姆爷》的帕图森部分对《堂吉诃德》中“英雄—人”主题的处理方式的借鉴与超越，分别从吉姆在帕图森的一系列堂吉诃德式的自我英雄化行为，自我英雄化的环境以及个体英雄化与群体英雄化三个方面，分析了吉姆在帕图森用实践实现自身英雄理想的过程和经受的考验，从中体现出康拉德对人具有的走向崇高的主观能动性即“英雄”向度的肯定，和对英雄理想的传播即英雄主义超越意识形态的普遍性的追求。但同时也在揭示帕图森的虚构性和吉姆英雄行为动机的复杂性过程中，说明了处于社会历史中的人所具有的局限性，从而消解了英雄理想本身的确定性，展示了作家对“英雄—人”主题在新的时代环境中深刻而富有现代意义的理解和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