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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作为边缘群体的残疾人，在集中就业政策下，他们的工作权实现状况如何。是如何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遭遇了什么。有哪些社会福利的制度与观念要素影响了残疾人工作权的实现，特别是工作内权利的实现。国家和市场在当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其后的福利政策与福利文化图景又如何。这些都是本研究意欲揭示的问题。集中就业是我国颇有特色的残疾人就业方式，也是目前最能体现国家责任的残疾人在公开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方式，研究这种就业形态下残疾人工作权的实现状况，最有助于人们理解残疾人在劳动力市场当中多大程度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尊重与支持。 本研究首先在对经验研究材料进行提炼的基础上，借鉴目前国内外研究关于残疾人工作状况测量方法，结合我国残疾人社会政策的特征，建构了一套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集中就业残疾人工作权实现状况的衡量体系，除了评价残疾人工作机会的可获得性和就业质量（工作内权利实现的充分程度）外，还引入“福利化程度”这一指标维度，衡量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对残疾人工作权实现的影响和效果，完善了残疾人工作权实现的评价体系。接着在福利混合的分析框架下，结合社会政策理论、混合型组织理论和残障理论，从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度视角探讨我国保障性就业的残疾人工作权实现的制度性排斥:探讨集中就业的政策体系，乃至更宏观的制度安排对残疾人工作权实现的作用机制，理解政策与其他政府干预是如何透过作为中介的组织——福利企业影响残疾人个体的工作权实现的;并在此过程中呈现国家和市场在残疾人工作权实现上的互动与博弈，以及其后的社会福利制度与文化图景:市场导向与个体模式主导的观念如何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安排渗透于多元福利供给主体而最终影响残疾人工作权实现的。 本研究是一个多案例的质性研究，以广州市为个案，探讨集中就业残疾人的工作权实现情况，在对整个残疾人集中就业的政策体系进行纵（政策史）、横（当前的实施情况）剖析的基础上，通过对两个个不同经济性质的福利企业，和一个高比聘用残疾人的非福利企业中的残疾人工作权实现情况的深描，力图呈现中国福利市场化和个体模式残疾人社会政策下残疾人工作权实现的制度和文化图景。这三个个案代表了内地在残疾人保护性就业组织形式探索的三种形式:国有福利企业、私营福利企业和产业园模式。 研究发现，在残疾人的劳动就业政策体系中，最具保护性和社会福利色彩的政策领域也充斥着残障员工的就业歧视与社会排斥，其工作机会的可获得性是受限的，工作权实现的充分程度不尽人意，其福利化程度也不高:多数残障员工从事的是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岗位、工作环境危险而恶劣、缺乏必要的无障碍设施;更多福利层次的生活管理、复健服务、情绪与心理支持等社会服务未能发展起来。福利企业在残障员工的聘用方面充满了经济理性和利益计算，而国家在当中是严重缺位的。 研究发现，集中就业残疾人遭遇的就业社会排斥乃是一种制度性排斥。三个残疾人集中就业企业的个案中，因应各自经济性质和历史沿革的不同，它们得到的政策和其他政府支持也不尽相同。首先，三个个案的深描揭示了一个事实:社会政策在帮助作为商业企业的福利企业克服自身的经济理性、保障残疾人工作权的充分实现方面基本上是失败的，政府责任在残疾人工作权实现过程中是严重缺位的，也缺乏社会团体的支持，（准）福利企业依然按照商业企业所固有的经济理性的行动逻辑雇用和对待残疾人，残疾人的工作权在福利企业中并非是充分实现的。此外，研究也揭示了在对残疾人就业的理解方面，各福利供给主体各自不同的的价值观和态度。企业方怀抱各自不同的动机为较大比例的残疾人提供着工作机会:从国有福企的历史惯习、到私营福企的慈善之心，再到产业园模式的对当下社会建构的质疑与“反叛”，这些动机反映了对“残障”的不同的理解和价值观念，这些动机在不同类型与层面的官方组织的不同程度的支持下得到加强，最后深刻的影响了残障员工的工作权实现情况:他们在工作中所能得到的和不能得到的。 研究最后指出，这样一种市场主导的福利混合模式需要得到改变。政府应当对扭转从个体模式看待残障、残疾人就业的价值观念和福利市场化的政策思维，调整和重构残疾人就业政策的价值观与目标定位，不能停留在市场竞争的效率观念上，而是从公民权的哲学立场理解该政策问题，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主动提供积极的工作保护与福利，开发制度规范其目标和转变福利供给的模式，不但从量上解决问题（就业率），还要从质上注重残疾人的就业质量。此外，政府还应该给予社会团体在该服务领域更广阔的运作空间。